俸禄既然作为白居易中隐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有了俸禄白居易中隐才能得以实现，那么白居易的隐逸自然不同于陶潜之隐。同样，他在中隐后创作的那些关于城市生活的诗歌自然与王维隐于山水清音中所写的诗歌也是不同的。
陶潜选择归隐是池鱼思渊、羁鸟恋林般地逃离尘网而回归自然，因此在其归隐后的诗歌创作中，我们既能看到美丽的田园风光，淳朴的邻里友谊，如《归园田居》《时运》《移居》等，又能领略诗人劳作的辛苦：“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抱粳粮”[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4卷，第353页。]（《杂诗其八》）“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3卷，第227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农村的凋敝：“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2卷，第135页。]（《和刘柴桑》），世事的艰辛，如《乞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首》等。陶渊明之所以能在山水田园中遨游自得，因为他能彻底摆脱俸禄、名利的束缚，在田园山水中获得心灵上的宁静。
白居易则不同。纵使白居易钦佩陶潜安贫乐道的高凤亮节，向往其远离世俗纷扰的“桃源”生活，如他在退居渭村时的《效陶潜体十六首》，江州被贬时甚至亲访渊明旧宅；但这种精神上的仰慕还是无法促使白居易真正放弃世俗的享乐，摆脱对俸禄的依赖过上躬耕自资的清贫生活。所以他只能在理想和现实中寻求一个折中点，而这条折中之道便是将隐逸和城市生活结合起来，既能不被生计束缚又能过上纵情声色的享乐生活。
于是与陶潜诗歌中“五柳先生”形象截然不同的是，在白居易中隐后的诗歌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奔波交际，忙于宴会、酬唱赠答的诗人形象。如诗人自撰的《醉吟先生传》一文便是其当时生活的真实缩影：
“……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呜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皐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
“安贫乐道”完全摆脱物质俸禄之依赖，与黑暗政治彻底决裂，在山水田园间追寻心中的那份安宁自在，这是隐于丘樊的陶潜之隐；“尸位素餐”身处闲官却不问世事，有意归隐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官俸带来的世俗享乐，于是屈服心智，依靠诗、酒、禅、乐等手段消遣度日，这便是乐天之隐。
如果说陶渊明用诗、酒、菊给白居易构造了一副美好的归隐之理想图景，促使白居易“隐”之观念的萌发；那么白居易最终退居于闲散职官的选择更像是在向王维亦官亦隐，对官场政治采取敷衍妥协态度的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