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快速变迁影响着个体与结构的关系[44]104。结构决定论认为结构是静态的，隐喻了稳定，人类的行动很难改变结构。文化决定论将文化与社会行动切割开来，力图理解符号和意义体系的“内在逻辑”。文化被理解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并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被忽略。依照结构主义的语言，社会变迁成为一件极为困难和笨拙的事情。其实质是一种决定论取代另一种决定论，陷入经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实践论试图解释人类的行动与作为“体系”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结构制约个体行动，实践突破并改变结构。行动的累积性、集聚性效应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所以，文化在个体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表现为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俗文化发生嬗变，“坐月子”的理念与方式受现代性影响并被重塑。民俗与传统礼仪具备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坐月子”是妇女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是通往实现民族现代性的康庄大道。“传统坐月子”成了女性愚昧无知和固步自封的替罪羊。研究者将其当作攻击儒家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制度的武器，鼓励现代女性抛弃陈规陋习科学坐月子，从而将民间习俗与民族现代性联结起来。[45]77另一方面，传统与习俗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与源泉，被理解为民众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与历史性的创造，进而把它们当作“民族精神”或祖国文化的瑰宝，提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无论是把传统习俗看作是国民文化建设的资源或依据，抑或是把它当作国家进步的包袱和阻碍，传统习俗都会在国家的文化体制与社会公共政策中反复不断被重新定义和不断被“再生产”出来。[46]2-3习俗作为分析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曾被当作民族的立国之本，在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变革的当代社会出现了文化传统上的转变与断裂，从而促成仪式发展的现代转型。
此外，家庭的概念既清晰又模糊。一方面，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是西方人理想的居住选择和家庭理念体系。另一方面，家庭形式多样化模糊了家庭的界限。中国家庭具有伸缩性强的特征，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家可以扩展到社会和国家，卿大夫的家诸侯的国周王的天下可以是一体的；作为一种具体结构，家表现在姓氏(家户)、家庭与宗族之上，家庭概念在宗族、家庭、家户三个层次间伸缩。“房”的概念具有联结家、家族和宗族的系谱性意义，明确了家族成员间的远近关系，强化“生活共同体”的意义。家庭概念的双重性隐喻了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与冲突性。以古德为代表的家庭社会学研究提出家庭制度变化的全球性趋势——扩大家庭的瓦解和核心家庭的建立——这一理论潮流影响中国家庭研究的同时，对中国社会出现的“结构松散、关系密切”的临时主干家庭的普遍性存在现象解释力式微，根本原因是西方家庭研究强调了家庭对社会变迁的适应，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家庭变迁间的互动关系。在家庭核心化的潮流中，亲子主轴并没有被夫妻主轴替代，个体与家庭通过代际关系互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