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争观”，是人们对于战争活动总的看法，包含战争目的、态度、策略等内容。戴逸、张世明认为18世纪清朝皇帝的军事思想与中国传统兵家主张的军事思想极为相似，即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主张用兵是为了息兵，作战是为了去战。在重视武备的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穷兵黩武”和“息兵偃武”。因此，他们概括之为“义兵慎战”的战争观。[ 戴逸、张世明：《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军事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在乾隆帝即位初期，从其战争活动的表述和行动来看，确实对“义兵慎战”思想有所反映。然而，在其执政中后期，其战争观却转向了“勤兵重武”的一面。
（一）乾隆帝对“义兵慎战”思想的表达
“义兵慎战”作为中原王朝传统的兵法主张，在乾隆之前历代君主的军事思想中都有所反映。
首先，就战争目的而言，清帝均是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安全稳固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把战争作为维护国家统治而非对外扩张的手段，如康熙认为“夫兵者，所以讨逆而安順也。”[《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上谕兵部语。]
其次，就战争的态度和策略而言，一方面谈到要用兵是不得已之举，需警惕穷兵黩武。另一方面，又都提及“息兵偃武”的危害和“讲武”、“用兵”的必要性，如康熙反复言及“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清圣祖起居注》，卷三十四，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寅。 ]以示明慎用兵，同时又强调 “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九，康熙六十一年九月乙酉，上谕议政大臣等。]。雍正言“夫用兵者，国家不得已之事也，穷兵黩武为圣帝明王之所深戒”[《清世宗起居注》，卷四，雍正七年二月癸巳，上諭王大臣内閣九卿等。]。
最后，在处理边疆问题上，主张以武力威慑和怀柔施惠两种手段结合待之，即“恩威并施”思想。如康熙认为“恩威并用，斯有合于抚驭外籓之道也”[ 《清圣祖起居注》，卷二十一，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己亥。]，雍正认为“苗夷虽蠢而无知，然亦人也。若地方有司，实意矜恤，令其知感。营伍严肃，令其知畏。朕可保其永逺无事。恩威二字，万不可偏用。偏用之，目前虽有小效，将来必更遗大患，非为国家图久安之策。”[《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三，雍正四年四月戊辰。]
在乾隆帝即位之初，“义兵慎战”思想多有体现，这与其所面临的严峻军事形势有关。一方面长期的对准部战争劳师无功，而和通泊惨败更使得清朝军威大损，实力受挫。西南改土归流的大力推进，又引发苗猺等少数民族反抗不断。另一方面，长期战争活动导致军费浩繁，国库存银从雍正中期六千余万两急剧缩减为乾隆即位时候的二千四百万两。[ 周远廉：《乾隆帝大传》，中华书局，2016年10月。]因此，乾隆帝即位后首先与准部议和，持以息兵、守边的方针：
“朕仰遵皇考眷爱生灵之意，统计国家钱粮数目，无论准噶尔之和与不和，谨守我疆域以养民力。彼来时不过拆挫锐气，自取败亏，是以深虑远谋，始建息兵之议……请和与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请和则允其请。倘不请和，伊不得交易货财，数年后自致匮乏。倘此时深入内地，不过自取亏败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将现在守边息兵机务详议，并谕汝知之。”[《清高宗实录》，卷七，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在内地治理的问题上，基本秉持“宽严相济”方针，行“宽大之政”为主，以图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