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调是秦腔吗？

［摘要］很多研究秦腔历史渊源的文章认为，李自成喜欢的“西调”就是秦腔，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本文从陕西陕北、关中两地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民间音乐的流变情况分析，认同西调是明末流行于山陕两地俗曲的观点。

［关键词］西调   秦腔   俗曲   文化流

在关涉秦腔的专著与论文中，就秦腔历史发展的渊源这一问题除引用明代万历年的《钵中莲》传奇手抄本中“西秦腔二犯”的曲调外，还有李自成喜“西调”的记载。很多有文章认为西调就是秦腔，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杨荫浏先生：“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他爱听的西调，就是《陕西梆子》。可见陕西梆子在1644年以前已经流行”[1]。再如吴钊、刘东升：‘李自成是陕西人，这种“西调”有可能就是秦腔，而且琥珀、阮等乐器确知自清代以来就是秦腔的伴奏乐器’[2] 。陕西学者的文章更是完全附和上述观点，如《陕西剧种概观》记载：“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中的西调戏班（即秦腔戏班），随军曾到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演出。[3]”其他学者的文章均认为“西调就是秦腔”，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同一问题，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这样讲：‘据清初时人陆次云《圆圆传》中说：‘“李自成据宫掖……进圆圆。成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歈，自成蹙眉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奈也？’，即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这里群姬所唱的用弦索乐器伴奏的“西调”，就是明末在山陕一带非常流行的民间歌曲，或称俗曲。’文中又解释：‘再据李调元的《剧话》记载：“今以山陕所唱小曲曰西曲，与古绝殊，然亦因其方俗言之”又可以知道乾隆时期这种山陕地区的民间小曲还非常流行。……《缀白裘》选录有一出《出塞》，剧中写有在北方边关上的歌妓，他们也是善唱“西调”的。剧中还把这种小曲穿插在戏中，做为歌妓所唱之曲调来使用。象这样一些小曲，特别是山陕地区的民间歌曲，也都为梆子腔在创造和丰富上提供了新鲜的养料。’[4]

常静之在其《论梆子腔》一书中，也论及这一问题，并做了评说：‘我认为李自成爱听的西调，为山陕民间俗曲，随李自成而行的群姬，自然来自秦地，以秦地语音歌西调，当然具有“繁音激楚，热耳酸心”的西北音乐风格，所以泛指以秦地语音所唱之秦腔是可以的。若直指为“同州梆子”、“山陕梆子”或有如今日之秦腔剧种，则我认为板腔体梆子腔那时尚未形成，先不作出这种论断比较妥当。[5]’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调就是秦腔”的说法值得商榷，它忽略陕西文化的特殊性。而“西调为山陕民间俗曲”的观点可能与事实更吻合。##end##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大版图中，陕西是一块独具特色的地域，特殊的自然环境环境、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积淀，使陕西形成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和价值特色。
   用自然目光去看，陕西地域可分切为北、中、南三个区段。最北部靠近内蒙古一带属亚草原区段，中部以秦岭为界的大关中区域属黄土高原区段，秦岭南麓汉水流域巴楚边缘区段。用历史的目光去看，这南、中、北亦有区别。北部的亚草原区域由于远离关中，靠近草原，虽然强大的关中历史文化对其会有影响，但因紧邻北方草原游牧生活区域，所以其人性中必然张扬一种游牧民族的自由与野性，封建文化中的政治道德观念必然会被淡化，而他们接受和传承得更多的就只能是源于草原的自然哲学和文化。这一点，从陕北民歌的野性和无拘无束中能得到很好的体现。而秦岭南麓汉水流域，因为一道秦岭成为天然屏障，由于南北区段自然因素的离心性，关中地域就成了陕西文化的中心。从历史传承、衍化至今的陕西文化或曰“三秦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指的就是关中文化。从历史传统看，关中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人说，中华民族的半部历史在陕西，指的正是这一点。对于世界上唯一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文明史的中国，陕西确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与文明源头。关中地区是农耕文化的策源地，关中文化是周文化和齐鲁文化交汇的产物。周秦汉唐，世代相袭，将儒家文化世俗化、礼仪化，使其与周文化的礼乐兴邦之理想相融合，从而构造出一大套较完整的封建政治道德文化的经典内涵与标准。关中历史上强大的政治道德文化也会影响民间，感化众生，那种历史的道义感、责任感也自然会和关中人群从自然文化中获得的求实、简约意识结合，并借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进行表达和宣泄，变成一种地域的文化风尚。正如元代马致远在《送秦诸人引》中所言：“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秦人这种生命本性表现在艺术上，或简约大度、或慷慨激昂、或厚重率直，皆构成一种地域的大美的色彩和气度。 我们欣赏秦腔、弦板腔、阿宫腔、碗碗腔及线腔等，从其梆子的击节、旋律的高亢、声腔的苍凉与激越中均能体会这一点。

费师逊在比较民族音乐与文化流的关系时，曾依据地理环境、文化特征、音乐品种特点等将我国分为六大文化流。这六个系统是：“中原－华夏文化流；巴濮－楚文化流；岭海－越文化流；草原－胡文化流；丝绸之路－西域文化流”[6]。依据上述分类，陕西关中显然属于中原－华夏文化流。而陕北地区历史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交汇地带。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先后在这里入主或流连，从而形成多个民族血统的混合，使这里成为形成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其文化形态也是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内地华夏文明与西北狄羌文明长期对峙所形成的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游牧文化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因此，应该划归草原－胡文化流。

可见陕北、关中两地文化上大相径庭，音乐风格也相去甚远，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陕西一言蔽之。“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文中所说“西调”，也自然是指秦腔”。这种推理完全忽略了陕北、关中两地音乐文化的巨大差异，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李自成是陕西人，秦腔是陕西一带的主要戏曲品种，就推断“西调”就是秦腔，这里的当地指陕北还是关中，文中没有说明，如果指陕西显然是有些含糊，忽略了陕北、关中在文化上的差异。

其次，戏剧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秦腔在陕西的流播情况来看，秦腔在陕西的流播有五条道路。即除流行以西安为演地中心的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外，同时还流行着西安以东的东路秦腔——同州梆子，以西的西路秦腔——西府梆子，以南的南路秦腔——汉调桄桄，以北的北路秦腔——阿宫腔。而北路的阿宫腔以礼泉为演地中心，并向咸阳、泾阳、高陵、临潼、耀县富平等渭北诸县流播，基本没有越过黄陵、洛川，到达陕北地界，这也说明秦腔音乐并未在李自成出生与成长的陕北流播。事实上，陕北过去并不唱秦腔，秦腔在陕北传播是解放后的事。建国后陕北各县纷纷成立国营的文工团，聘请关中的老师来教唱秦腔，因此，陕北各县原文工团的把式全是关中人，但随着上世纪末各地国营的文工团纷纷衰落、解散，秦腔已逐渐淡出陕北的演艺市场。即使在交通、信息发达的今天，陕北各地活跃的戏曲剧种主要还是陕北道情戏及晋剧。陕北道情作为说唱艺术的一个曲种，其历史悠久，作为戏曲剧种，其形成年代约在清代中叶以后。陕北道情戏在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不同风格的四路腔调，流传于清涧、绥德及米脂南部的南路道情，其唱腔粗犷、忧伤，颇有“繁音激楚，热耳酸心”的特征。固然群姬所唱“西调”，“繁音激楚、热耳酸心”，这正是秦腔音乐的特征，但据此认为西调是秦腔，就忽略了秦腔中也有婉转细腻的唱腔，梆子腔其他剧种，比如晋剧中也有“繁音激楚、热耳酸心”的唱段。因此，“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不能成为推断“西调”就是秦腔的直接依据。从伴奏乐器看，阮、筝、琥珀，也并非秦腔独有的伴奏乐器，梆子腔系的其他剧种也有用上述乐器的。

再从李自成的成长经历来看，明史记载：“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很无赖，数犯法。”[7]从记载可知，李自成一生的39年中，近30年时间是在陕北度过，在关中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且义军中的其他领袖如高迎祥、张献忠等都是陕北人，军中士兵有大量的陕北农民。因此，对李自成潜移默化并能使他喜爱的音乐品种，最可能的是他出生与生活的陕北地区的民间音乐，而民间歌曲又是文化水准较低的普通百姓最易接受的音乐品种。所以，李自成喜爱的“西调”更可能是明末流行在山陕一带的民间歌曲。再者，李自成喜爱的“西调”，即便是戏曲也未必就是秦腔，西调还可能是李自成出生地流行的其他剧种。

从民间音乐的传播特征来看，民间音乐的传播往往遵循这样的规律，山脉对民间音乐其阻挡的作用，而河流却起到沟通的作用。隔黄河相望的山陕两地民间音乐恰好符合这一规律。从民歌的色彩区划分来看，陕北和山西同属于西北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因此，陕北“信天游”与晋西北的“山曲”在风格上非常相似；流行于陕北神木、府谷境内的北路道情与山西的临县道情极其相似，这一切都为晋剧在陕北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因此，陕北各地晋剧班社非常活跃，很多陕北人喜爱晋剧。相反，陕北人并不热衷秦腔，即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陕北民歌、陕北道情、甚至晋剧的影响都超过秦腔。  

严格地讲，陕北地区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戏，要说有也只能是晋剧，而在李自成生活的明末陕北道情或晋剧是否形成尚存疑虑。但那时秦腔即便形成也没有在陕北地区传播，因此，能影响李自成并使其喜爱的音乐品种最可能的就是流传于当时民间歌曲。

笔者系陕北人，对陕北的民间音乐较熟悉，同时也酷爱秦腔，对“西调”就是秦腔的论断暗自提出质疑，随后，翻阅了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及常静之的《论梆子腔》。两者均认为“西调”，就是明末在山陕一带非常流行的民间歌曲，或称俗曲。这恰好与笔者的推断相吻合。

让我们看明史中有关记载：“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8]李自成生活的陕北可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而民歌正是人民日常生活及内心世界最直接地反映，我们可以推测，在黑暗腐败的明末的陕北，一定会有大量的民间歌曲在传唱。从河南流传的“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歌，可以得知，当时河南地区的农民对明末残暴统治的憎恨以及期盼改天换地的迫切心情，那么，农民起义的策源地陕北各地的饥民也可能用民歌来歌唱自己的悲惨生活，这样的民歌从情绪上讲，也一定是“繁音激楚、热耳酸心”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明末在山陕一带非常流行的民间歌曲，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陕北民歌，或者说陕北民歌的前身。关于陕北民歌的历史，笔者曾翻阅过许多陕北的县志、州志、府志中的《艺文志》，没有看到有关民歌的记载，因此，无从考证当时流传于山陕的民间歌曲谓之“西曲”的记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李自成所喜爱的“西调”应该是流行于明末陕北地区的民间歌曲，而非是秦腔。西调是秦腔的说法是忽略陕北、关中两地的文化形态，混淆两地音乐品种所致。

参考文献：

张庚、郭汉城主编 《中国戏曲通史》，北京 中国戏曲出版社，1992年4月

常静之《论梆子腔》，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5月

海震 《戏曲音乐史》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6月

余从、周育德、金水著  《中国戏曲史略》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年12月  

蒋菁著  《中国戏曲音乐》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5月

通联处：

710061  西安市长安中路108号  西安音乐学院449＃ 

辛雪峰   13991234166      xinxf@tom.com

（1972年——，西安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