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先要说明“新说”与“旧诂”的内涵。一般说来，朱子解《诗》的“新说”，是相对以小序为代表的“旧说”而言的。《诗集传》对绝大部分诗篇，都提出了和小序不同的理解。然而姚际恒曾言朱子“阳违序而阴从之”，其实“遵序者莫若《集传》”[ 【清】姚际恒 撰，顾颉刚 标点《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12，卷首《诗经论旨》页4]，此后陈槃，郑振铎等学者发挥此说[ 《古史辨》第三册（顾颉刚 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8）有陈槃《周召二南与文王之化》：“朱熹的态度不彻底……与序传笺疏为一丘之貉。”（页425）郑振铎《读毛诗序》：“（《诗集传》）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传笺差不多。”（页384）)。]，颇启学者疑窦。直到1985年莫砺锋写了一篇《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一一对比，并列出统计数据，最后说：
“朱熹对《小序》说有异议的诗共占《诗经》总数的70 %……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 《朱熹文学研究》p217]
此论一出，姚氏以来之臆说皆熄，固有功于学林。但它却把朱子对全诗的理解和对个别诗句的理解割裂了。朱子即便大意取小序，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说也往往会自出手眼，不同于《毛诗正义》的串讲。试举一例，《秦风·黄鸟》小序云：
“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毛诗正义》页373]
朱子曰：
“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事见《春秋传》。”[ 【宋】朱熹 注，赵长征 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1，页118]
按《左传·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赋《黄鸟》。”[【晋】杜预 注，【唐】孔颖达 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页1844]
大凡列表比对异同者，都要指出对于史有明文的序说，朱子常常遵从，而且有檀作文、杨世明两家还明说朱子完全同意小序对《黄鸟》的解释[ 莫砺锋云：“还有一些篇章在古代史书中曾有记载……朱熹从之, 也是合情合理的。”（《朱熹文学研究》页218）。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8，页56）里则明说朱子解《黄鸟》但用序说。杨世明《朱嘉<诗集传>于<诗序>有废有从考说》说“《诗集传》对那些旧说有史事背景的诗往往也依《诗》序作解。”也举《黄鸟》为例。（收入《诗经研究丛刊（第九辑）》中国诗经学会 编，学苑出版社，2005.7，页108）]。粗看上文所引文字，朱子和小序对此诗的理解似乎确实没什么差异。但是这里面问题极多。首先序说为刺穆公，孔疏解释道：
“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从己死，此臣自杀从之，非后主之过。”[ 《毛诗正义》页373]
这是说三良虽然死在秦康公时，但是从秦穆公之命，所以过在秦穆公。可朱子偏偏要点明：
“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 《诗集传》页119]
朱子觉得，父有乱命，子不必从，可是康公还是逼迫三良殉葬，所以他也有过错，孔疏不该为他开脱[ 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页92完全误会了朱子此处的理解。]，可见朱子实自有独特的理解。至于串讲具体诗句时，这种分歧依然存在。比如毛传解“交交黄鸟，止于棘”句云：
“兴也……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 《毛诗正义》页373]
郑笺云：
“兴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从死，刺其不得黄鸟止于棘之本义。”[ 《毛诗正义》页373]
这是当作取义的兴来说。而朱子则解道：
“言交交黄鸟，则止于棘矣；谁从穆公，则子车奄息也。盖以所见起兴也。”[ 《诗集传》页98]
明显是当作“不取义”的兴来说的，这也关涉到对于《诗》意的理解：在朱子处，这两句诗并不涉及是否死得其所或君臣合义的问题。类似的差别还有很多，若依列表法，把这种情况算成朱子是“依《诗》序作解”或者“遵用序说”，虽也不错，却是抹杀了朱子对这诗索隐探微的工夫。故本文所论“新说”，不仅关注朱子对全诗大义如何解说，亦将留心于朱子对具体诗句的分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