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则治理下的话语权构建
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是通过一系列概念的发明和生产，以及对概念意义的解释和争夺，达到“事实宣认”与“合法性建构”的目的，提供认知框架，创设巨大的“语义场”，本质上提供有关话语生产的“语境元语言”，赋予人们既定的理解方式，以此展开对意义和概念的竞争，争取话语主动权。[ 邵鹏、陶陶：“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的国际话语权——话语体系框架下中国国际传播的路径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构建离不开话语的生产、分配，离不开话语背后隐含的事实生产、劝服技术、策略性利益和规范性价值观。籍此，借助全球治理下规则治理内含的两个话语层面：基于事实的认知性规则层面和基于价值、意义的观念形态层面，进行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
1.事实、概念、规则、政策的话语生产——认知性话语层面
认知性规则涉及到“是什么和做什么”等基本事实的界定，以政策、方案、准则和事实等规范确立行为边界，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决策提供方向引导，为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地图。制度是社会成员共享的规范，而规范作为制度的基本内容要素，是事实和概念组织起来的信息体系，关乎国际社会对事实的理解和论述，关乎普遍的思维模式和行动准则，确定社会行为者的角色、关系构成以及行动边界[ Barley SR. (1997). Tolbert P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ructuration: Studying the links between action and institu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18(1),93-117.]，此细分为两个维度的话语生产：协调性话语生产和对话性话语生产。
首先，在协调性话语生产方面，积极参与政策和方案的提供、阐述，例如在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女性权利问题上，通过基本事实的生产，贡献出既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国际正当性的方案和对策参照体系，将松散的国际社会成员以共同的事实、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规范和共同认知为基础连接起来。在对话性话语层面，以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理论为基础，构建开放、平等的对话机制和相关平台，将媒体、政府工作者、智囊团体、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的相关利益人员连接起来，形成公共政策论坛，围绕全球性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以对话性话语建立起认知联盟和认知共同体。
其次，上述两种话语类型，通过知识生产、信息阐释、规则确立、神话建构、框架设立、记忆形塑、故事脚本、形象设计、视听语言进行意义结构的制度化，从而把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引导到特定方向，例如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国际语境下，其话语代表：（1）作为约束和规范欧洲市场一体化必须遵守的规范和规则；（2）作为能源领域内在的运作规范；（3）作为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空间；（4）作为经济和货币联盟新纪律来源的象征。[ Schmidt, V. A. (2008).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303-326.]在上述不同的话语框架下，达成若干规范共识，建立起欧洲共同体，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目标和捍卫其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