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本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而与本文相近的是文化人类学概念，即某一个体在迁移到另一民族的居住地后，被当地民族逐渐以其文化加以熏陶，以至失去自己原有特点而与当地民族趋同的现象和结果[1]。而本文所提到的同化人心，是基于执政群体促成的一种和合相容的社会状态，故而能明确同化的外在推力的作用。
新加坡共和国是一个拥有着许多族群的国家，已经形成了被称作CMIO的族群结构，即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印度人（Indian）以及其他族群这四大族群[2]。伴随着多元族群而来的便是语言与宗教的杂多。据美国SIL International第14版（2002）的资料表明，目前在新加坡使用的语言共有21种之多[3]，如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文语等。主要宗教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
面对着历史遗留与后天移民共同构成的语言、宗教、种群三者混合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要是执政群体无法凝聚社会共识、打通发展思路，那么人心涣散、族群撕裂、国家分崩离析的结果也不难预测。当然，后来的诸多事实也证明了新加坡在不到30年时间，从一个贫困落后的殖民地军事前哨发展成为了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4]，也引出了本文所提出了同化人心的内涵，即执政群体依据本国族群的文化、宗教、语言多元性与复杂性，有目的有意识地培育出或凝集成国家认同与社会核心价值观。
二、塑造国族认同
在新加坡，塑造国族认同是一项“无中生有”的艰难任务，因为居住在该国领土上的各族人民并不具备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性与历史底蕴，可以说不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以及引以为豪的过去，只有扑朔迷离与前途未卜的未来。在这样一种无法短时间抹去的“非同存异”的状况下，还要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政治压力[5]，人心惶惶的社会分裂态势，畸形破败的经济贸易形态，稍有不慎，便会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影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针对邻近的政治压力，新加坡的领导者一方面通过总理国庆演讲、国会辩论、施政报告、对话会和建国行动等形式，强化执政者、国会议员、政府公务员、基层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安不忘危意识，使之成为弥散于各个社会活动参与者普遍持有的国家危机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推行国民义务兵役制，让年轻人加入武装部队，直接参与国防建设，培养其己国意识，卫国意识。1967年的国民服役法便是强化公民国家意识的显证之一。
解决并处理好族群分裂问题也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多种族和谐共存的思想，希望国民以“新加坡人”的身份标识，而非祖籍所在地为名头的中国人、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公共住房政策附加的强制性使得族群混局成为不得不接受的条款，这样一来，族群相互隔离的状况就会因现实的压力而逐渐减少，族群互通互往便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常态。另外，人民协会及其基层组织巧用各族群的节日庆典来增进彼此的了解也成为一种消解族群认同障碍的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