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自言“中道少时有志著作，后闻华梵合一之学，始孜孜从中参求，欲掷却管城公矣。”[ [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答毕直指东郊》，《珂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9页。]可见，融会儒、佛、道三教是他的主要学术追求，但三教会通并非中道独有之论，实乃晚明一大思潮，其兄袁宗道、袁宏道亦有三教会通的言论。袁中道对待三教的基本态度与晚明其他学者有异，而与二兄一致，皆是以“自适”为旨趣对三教平情摄纳，故其学对二位兄长的承继关系可见一斑。
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佛、道三教呈鼎立之势，三者在冲突与融合中此消彼长，至明末汇聚成一股“三教合一”思潮，三教人士纷纷以融会三教为要务。然考诸家之说则可知，三教人士非为合三教而融会三教，皆是据己而摄他，以振兴己学为目的。王阳明援佛入儒是为突破程朱理学的窠臼，为走向僵化的儒学引入活水；云栖祩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藕益智旭四大高僧倡导“三教同源”、“三教一理”，也是为以儒道证佛法、扬佛法，以挽救末法危机；陆西星等道教人士融儒佛于丹道，以儒佛来解《老》、《庄》，亦是欲借此来提高道教的地位。可以说，他们出于卫道的需要，对儒、佛、道思想各有偏重，故而他们对三教的融会也并非是在对三教思想平等摄纳、公平对待的基础上完成的。
袁氏兄弟的三教会通思想，也是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袁宗道直言：“三教圣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 [明]袁宗道著，钱伯城点校：《说书类》，《白苏斋类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以佛教思想解读儒家“四书”；袁宏道作《广庄》，致力于庄、佛思想的融会；袁中道更是追求兼容三教之“道”，除了有融会儒佛的《传心篇序》及《论性》诸篇外，还有以佛解庄、会通庄佛的《导庄》。然而，相较于晚明其他三教会通之说，三袁之论确有其特别之处。徐圣心先生指出袁宏道与袁中道对三教的融会“暂时脱离门户家派的立场，单以个体作为诸说的容受会聚场而言，吾人本身乃诸说的综合观者。”[ 徐圣心：《何处青天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会通思想管窥》，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252页。]这就是说，他二人对儒、佛、道三教思想的理解和摄纳是以“我”为中心的，这种“六经注我”的方式实际上使儒、佛、道三教思想处在一种平等的被选择状态。就其融会的方式而言，即是以“我”为主体，以三教思想为客体，而非诸论以儒、佛、道其中之一为主体，以其他二者为客体。就其目的而言，即是由对外在真理的追求，转变为将真理落实于自我的实践。所以，这不仅包含了个体意识的觉醒，还反映着对三教接纳立场的转变。
袁氏兄弟三教融会思想的这一特点，与袁宏道的“自适”之学息息相关。他曾说：“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事，有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也，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善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点校：《徐汉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7页。]可以说，他对儒、佛、道三家之学都不是完全认可，而企图找到一种既能够综合诸家学说又能够满足自我全部需求的方便法门。所以，他所阐发的三教会通之学，“其旨趣只在支持一己性情的自适”，[ 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8页。]本质上，此“自适”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欲合和的状态。而他以一己“自适”作为衡量和取舍各家学问的标准，便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三教之学来迎合个人的喜好，从而使其学问有所偏向，甚至有走向极端的可能，袁宏道极力推崇李贽与“狂禅”不乏有这方面的原因。而此“自适”思想无法避免的会受到个体差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前者体现在袁氏兄弟学问不同的偏向上，袁宗道偏儒，而袁宏道偏佛；后者则体现在，袁宏道的“学以年变，笔随岁老”[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点校：《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11页。]上。袁中道继承了兄长们以“自适”为旨趣的三教会通之学，但相较于前二者，他对三教的态度则更加平允和理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三教之学认可的广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