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期起就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民主的、重视人文价值的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而中国文化则在漫长的历史中延续着一种保守的、传统的、强调等级尊卑和血缘亲疏的道德伦常——即封闭性的大陆文明。因此，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上，关于“美感”和“快感”问题的看法会有明显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审美意识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座希腊女神雕像，有一位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引用英国文艺评论家罗斯金的言论。]】之类云云，西方文化意识下的人们认为，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是美的象征，极具美感，并且她的美感还超越了作为艺术品中“美的象征”的代表——希腊女神雕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观点蕴含着西方文明中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快感强调的是一种对人性的需求的表达与满足。这也就解释了西方文化中，把快感混同于美感是一种极自然的现象，至少快感和美感的区分度在西方文化土壤中是极细微的。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塑造的主人公维特对年轻姑娘绿蒂的炽热爱情的时候，亦是把它理解为美感与快感的混合物，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呢？中国传统观点认为“审美无功利”。朱光潜先生认为“第一，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朱光潜：《谈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并列举了生活中吃饭、喝水的例子来强调快感的实用性。在这里，“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指的是审美过程是“无所为”的、无功利的，而正是在这种纯粹的境界中才达到了“审美”这一“有为”目的。“第二，美感经验是直觉的而不是反省的”【[【】朱光潜：《谈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直觉”就是“忘却自我”，是意识不到自己在欣赏，是“不觉得所生的感觉是愉快的”。然而一旦觉得自己是在欣赏了，感觉到快感了，那么这便是“反省”了。此处，朱光潜先生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提灯寻影”。提着灯是寻不到影子的，灯光到达的一刹那就是影子消失的那一刻，那么由直觉变为反省的时候也就是美感态度失去的时候。我认为，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一书中对“快感”和“美感”观点的探讨是符合中国大地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文化中“合乎礼教”这一特征的。再联系到朱光潜先生写作此书的时期，正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列强对当时贫弱的中国的践踏、侵略，以及当时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还在沉沦、麻木、未觉醒，朱光潜先生痛定思痛，如同鲁迅以笔为武器批判国名劣根性那样，他以谈美来唤醒沉睡于中国人灵魂之中的民族情感与道德，让当时的人们重拾对“美”的感知和期待，重拾“民族自尊”。因此，写作于当时的有关“美感和快感”的论述，不仅具有美学史上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对中国国民精神、思想、灵魂的洗涤与警示作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美感与快感的基调印象，在那时就已经奠定了，美感是一种时代的沉痛感，是对人精神高格的追求与呼唤，而快感则是满足一己一时实用性的生存之道，长期不被提倡，处于压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