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反思与道德的呼唤

——也读长篇小说《男人立正》

一

抑或是处在被人们称作是“阴盛阳衰”的当下，所以当视线还停留在许春樵先生这部厚厚的长篇小说的封面上时，“男人立正”这个奇特的书名，就立刻引起了我阅读的兴趣。在诱惑与危机并存的社会生活中，“男人立正”这一声呼唤，却分明包含着沉甸甸的重量。它不仅是现实家庭生活中“男性户主”责任与压力的形象诠释，还显然传达着，—个真正的男人在作为家庭内部支撑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由于社会参与所带来的忧患与风险，“男人立正”才称得上是男人。

小说是以讲述故事作为叙事的基本层面的，但任何故事的展开，除了具有情节与结构等形式意义外，还必然具有人文内涵的价值。任何小说作品（特别是中长篇小说）都不可能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对人性内容的透示：小说故事中的各种人物，也都必然在各种生命真相的剥离与袒露中，演绎出自身心灵冲突的历程。《男人立正》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体制变革与社会转型，包括大量下岗工人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仍然成为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在小说所设置的特殊的叙事场景——七十六号大院里的芸芸众生，都在承受着由于下岗带来的生活困苦与精神磨难，他们牢骚满腹却又无可奈何，在茫然无措的情绪状态下打发着时光。同时，他们又用辛劳与期盼在支撑着生活的希望，而一旦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脆弱的精神防线便瞬间崩溃了……小说的叙事言说，就是从这里开始切入延伸，一部充满了作家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的当代城市叙事便拉开了序幕。

小说的主人公陈道生是双河机械厂的下岗工人，这个曾经是勤奋精明、前程看好的男人，由于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与打击，一下子跌进了生活的深渊——女儿陈小莉因吸毒和卖淫而锒铛入狱；为搭救女儿而东挪西借的三十余万巨款，又被朋友席卷而逃；妻子钱家珍不堪贫困与债务的压力，撒手离家而去……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在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并从此开始了含辛茹苦的还债历程。“—个没有钱或欠了钱的男人肯定是一个底气不足的男人。对于陈道生来说，没有钱还债，他是做不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顶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男人。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不就是为了做男人而挣钱，为了挣钱而交出男人的全部的心血和自尊。”这是“男人立正”的庄重自勉！为此，他在寒风与冰雪中叫卖糖葫芦；他偷偷去医院卖血并计划每星期卖两次挣四百块钱；他去医院当重病看护，以辛劳与屈辱换来了高收入，同时也成为病人家属追求的明星，“成了市二院的一块品牌”；为了还债，他当过搬运工，背尸工……直至他在乡村的养猪场淘得第一桶金。但八年的超负荷运转，已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当他将最后一笔欠款送至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街坊手中的时候，死神已悄然降临到他的身上。这个早已被商品大潮排除出社会主流的小人物，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漂浮的泡沫，瞬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二

小说的基调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的沉重，作家锐利的笔锋划破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天堂梦，而将人们的视线、情感和思维都带到活生生的现实空间。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吗？这是我们自认为很熟悉的下岗工人的生存状态吗？主人公的命运遭际在撕咬着读者的良知，随之而来的是由价值悬疑与灵魂拷问所引发的切肤之痛，而主人公不幸中对道德与信义的孜孜恪守，更让人怦然心动，在这个似乎集中了所有不幸的普通人身上，人们似乎读到了很多。##end##

一个有责任感与使命意识的作家的突出素质，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文学所应有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与批判指向，也往往是在对苦难的深刻表现中完成的。在苦难的泥坑中难以自拔，任凭悲苦与罪恶吞没人的生命希望与生活良知，这是悲观主义文学的表现：而在苦难与不幸中坚守人性的准则与生活的逻辑，以自我拯救来真正体验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实现对苦难命运的超越，这正是优秀文学作品的精神指向与终极关怀。我们看到《男人立正》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在粗鄙的实用主义困境中趴下的软骨头，而是一直努力站立着并艰难行走的男子汉。他虽然是痛若的、困惑的、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的，但他并没有麻木，没有沉沦，更没有玩世不恭，而是在不断地自我救赎中寻求着新生的希望；不幸与不公并没有成为他放弃道德与信义的籍口，八年舍命还债的经历，正是一个小人物以简单的道德信念与平常的生活搏斗，对人性人格的一次庄严确证。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陈道生性格的鲜明性以及在命运沉浮中凸现的强烈的悲剧性色泽，无可置疑带有时代与历史的烙印。但作家并没有按照某种历史观念与政治原则去图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与生活场景，而是凭着对那些鲜活的生活具像的艺术感知和对个体生命意识的独特体验，来创造具有个性风格的艺术形式与叙事场景。因此，真正构成小说内在活力与审美意蕴的正是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富有个性光泽的人格特征与人性内容。陈道生不是孤立的，也是不可代替的，在世俗的眼光中，他是不可理喻的“另类”；他坚持不卖假货，因此他那个“道生服装店”惨淡经营，风雨飘摇，在那繁华而邪恶的服装一条街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了不让自己养猪场的死猪肉流入市场，他主动报案，结果被处罚，连本带利付诸东流；他看重友情却恰恰为朋友所骗，真相大白后却又将信将疑。将他几乎推上生命绝境的，可能不仅仅是三十余万元的巨款，更有那对友情的背叛，对诚信的践踏。小说对主人公那种执迷不悟的精神状态的描述与心理刻划让人心酸不已：“刘思昌怎么会这样对我呢？怎么忍心这样对我呢？我就是长八只眼睛也看不出你这么歹毒呀！”这似乎还是一个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物，“他总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件报废的旧家具，四肢是木头做的边框，五官只是一些相关的零部件，没有一点人的气息。”他的忠厚与诚恳蜕变为木讷与愚钝，因此受骗上当在所难免；他的勤劳与本份成为无能与守拙的代名词，贫穷与窘迫是当然的回报。一个坚守良知的人却为他的生存环境所不容，这不能不说是对真善美的亵渎！在如此的生态下是立正，还是趴下？这两难选择成为主人公命运归宿的契机，也演绎出这部小说的价值取向。

三

在当下几乎所有的城市文学叙事中，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无—例外地成为作家基本的审美理念与创作意向。商品大潮所带来的人欲横流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金钱与道德、欲望与理性的冲突，自然而然成为小说人物命运沉浮的现实背景。《男人立正》中，刘思昌的形象似乎比主人公陈道生更显得深刻复杂而耐人寻味。他的命运沉沦与性格裂变，既见证了现代文明的商业法则对人性的诱惑与腐蚀，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维系与良知守护的困惑与艰难。作为“双河市十佳个体户”的刘思昌，其个人发迹的历史并无新奇之处，除了商人常有的精明与殷勤之外，看上去他倒像个生财有道之人。“他腰缠万贯却处处谨慎，生怕给人留下小人得志的形象，豪华办公室是对外形象的需要，而日常生活他却非常低调，不赌、不嫖、不包二奶，谁都不相信他的办公室秘书居然不是女的，而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飞黄腾达并没有使他忘记七十六号大院的工友们，他常回去走走，被那些落魄的工友们视为骄傲。他和陈道生打小就是好朋友，他是陈道生在这个城市里最信任的人，而正是他将朋友推下了泥坑。刘思昌的骗人是从受骗开始的；由于轻信，他的公司几乎所有的资金被诓骗得荡然无存，情急之下，他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而本钱呢？“四面楚歌之中，走投无路之际，刘思昌惟一能做的就是从最相信自己的人那里下手……那天他在陈道生家里拿走了这笔钱的时候，他心里说，对不起了，老兄，只能这样了”。在金钱这个黄色魔鬼的诱惑下，背叛竟显得如此顺理成章，道德、友情乃至灵魂都可以拱手相让，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危机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刘思昌的邪恶并不是抽象的，作家在充分揭示其欲望与冲动泛滥的同时，也赋予这个人物内涵以更多的精神因素与理性冲突的内容，他始终是在良知与罪恶边缘徘徊的人，他所以最终抛弃良知而投靠罪恶，除了私欲的极度膨胀，还显然与疯狂无序的商业化进程不无关系。

如果说，陈道生的悲惨经历映射出作家对社会诚信与悲悯情怀的呼唤与拯救的理想光泽，那么在刘思昌的身上则更集中地体现着作家对人性危机的忧患意识与对社会邪恶的批判锋芒。小说的结局是意味深长的：刘思昌在异国它乡自杀了，死前还托人给陈道生捎来五十万块钱。小说是这样描述的：“刘思昌的死对于陈道生来说己没什么意义了，但对于这部小说来说，其意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它所容纳的内容是广博而深刻的，那就是对仟悔意识的认同，刘思昌的还债与自杀，是良知未泯、忏悔赎罪的表现，此举既可能让那颗罪恶的灵魂得以安息，也在人性的天平上为自己增加了—点重量，作品对人性内容的解读，也由此得到了提升。

四

《男人立正》的文学语境，是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当代复归相联系的，其文本实践自觉表现出对诸如零度情感、悬置判断与解构个性等非理性小说理念的置疑与甄别。上个世纪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创作开始出现令人关注的叙事转向，各种流派的文本实验走向式薇，被各种新潮小说所解构与平面化的生活真实与文学理想，重新成为小说叙事的观照对象。当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当下作家对生活本质性的关注，早已让位于对生活具体细节的感受，对个体真实的体验与探索，成为小说叙事现代性元素的重要构成。在《男人立正》中，作家笔下的小说场景未必是生活真相的全部，但又的确是作家一种生活状态与情绪状态的个性化体验。陈道生与刘思昌的命运弧线，虽然难以摆脱群体情态与共相生活的轴心，但他们又都充分体现出不可替代和不可还原的独特的运行轨迹与某种超验的生存质地。他们所以能在小说阅读中获得真实性的确证，那是因为作家的心灵真实与情感真实在小说的审美再造中己经与对象融为一体而难解难分了。

在现代小说叙事中，语言无疑是最基本的元素构成，它体现着小说家的文学修养与审美旨趣。《男人立正》在语言的文学性与可读性的把握上可谓恰到好处。一方面，作家摈弃了“欲望化写作”去理存欲的叙事原则，使小说语言避免粗鄙与媚俗的流向：另一方面，作家对后现代主义“以语言统治一切”的文学宣言保持应有的警惕与抵制，从而拒绝了恶性膨胀的自我感觉与毫无节制的话语欲望。小说语言的风格也是鲜明而独特的：挥洒自如而不放纵无羁：尖刻泼辣而不张狂自恋，平静而理性的叙述中时时透露出黑色幽默的格调。同时，作家也竭力避免传统小说以个人全知全能面貌出现的叙述模式，而是让语言的叙述与故事的发展在同一个艺术时空里自然流动，结构与场景或客观显现或主观介入，使小说的实在空间与意象空间并行不悖，形成反差，导致小说的审美张力，由此提升了小说的美学品味与阅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