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无论人们置身何处、信仰如何、是否自愿，实际上已经身处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中。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格局的深度调整以及文化的繁荣已将人们带入一种全球性的生存体验，新的生活意义和生存可能性正在孕育，未来前景值得期待；但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人类的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要严峻。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与生机相生相伴的时代精神状况，使整个人类的命运从未像当今时代一样被捆绑在一起，人类的利益从未像现在一样具有共同性和相通性。置身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整个世界都在严肃地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根本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关切之下被提出、传播和认可的，它的理论意义固然在于准确描述了当前世界各国休戚相关的现实状况，但更重要的是，它表达着人类集体性生存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和价值期待。就人类当前已经身处休戚相关的全球化状况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初见端倪；但就人类的整体生存品质尚有待提升和优化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远未形成，其锻造历程必将艰难而辽远。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和蔓延，人类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价值共识正在凝聚和升华，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走出现代性困境，就必须自觉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着重把握共同的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可通约性，协调好不同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总体上建构一种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结构。基于这种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合作、经济共赢和风险共担的物质利益共同体层面，更应提升到不同文化相互镜鉴以及不同文明相互提升的精神共同体层面，如此才能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发展方向，真正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意。按照滕尼斯对共同体种类的划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属超越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的生活的相互关系。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1]毫无疑问，缺失了精神文化要素的自觉参与、浸润和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建制不仅是不健全的，更是难以为继的；缺少了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可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意识形态冲突乃至血腥的战争。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既不能重蹈罗马晚期“死于安乐”的覆辙，更不能走向足以毁灭自身的“文明冲突”。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实力有涨有落，政治经济格局经常处于此起彼伏的变化调整之中，然而，以人性理解和人性创造为核心的文化与文明，却是人类走出生存困境、创造新的生活意义的深层支撑。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因此，有必要在更高的文化与文明层面上来构思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刻的文化自觉，以此来反思和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