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解放”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孜孜不倦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寻人类解放发展的道路，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以社会的人类为新的立足点，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提出人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必然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它受制于外部客观的历史条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将世界革命化，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人类从前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到资本主义社会对物的依赖，进而人类社会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摆脱对物的依赖，彻底实现人的个性解放的道路。从中可见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是围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开展的理论思考，集中表达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人”的基本逻辑。
相比较而言，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同样表达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诉求。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的流变中看，儒家学说作为传统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断完善发展，对人自身的发展给与了高度的关注，一直围绕人的自身探寻内圣外王之道，尤其在围绕人精神层面的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博大精深的修炼体系，给出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法。而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逻辑上表现为从“人→社会”的反向推演。《礼记·大学》的一段经典语录清晰地记述了这种逻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得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一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看作一个可修可为之人，只要遵循科学的方法，人人可以为“尧舜”，皆可治国平天下。其基本逻辑表现为首先人在心性修炼达到“内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外王”，也就是“人→社会”的逻辑。从中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上都坚持以“人”为中心，其逻辑结构呈现互补的状态，这为两者的结合创造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