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阳县志》中对于味经书院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味经书院，在城内东北姚家巷内。同治十二年，学政许公振袆奏建，邑绅吴建勋捐地以助”。[ 宣统《泾阳县志》卷 6《学校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第291页。]虽然当时陕省已有关中书院、宏道书院等几个传统书院，但这些书院已经不能满足陕甘两省士子读书之需要，味经书院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创设的。味经书院虽属新办，但亦不免沾染了传统书院的一些恶习，书院风气浑浊不堪，学生吸食鸦片、告病旷课者日以益加。咸阳刘光蕡先生任味经书院院长以来，曾多次劝喻诸生，令“诸生自思来欲何为”。[ 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0页。]正是由于刘光蕡出台的一系列整治措施，味经书院之风气始得改变。光绪十七年，在味经书院创设十九年后，时任陕西提督的柯逢时，在书院东面创办了“味经书院刊书处”。柯逢时曾上书光绪皇帝，在奏折中详细分析了在陕省创设刊书处的缘由：
再陕西藏书既少，板本无多。自南中贩运来者，由陆路其价甚昂，寒士每苦难得，往往购买俗恶坊本，经文则删节不全，字句则讹缪不堪。积久相沿，遂成风气。南北山距省更远，并坊本亦复难寻。[ 味经书院校刻：《毛诗注疏》，《奏折片》，光绪十九年陕甘味经书院重刊本，第1页 a。]
柯逢时的此篇奏折，刻在味经书院重刊本《毛诗注疏》之卷首。通过此封奏折可知，陕甘历来藏书并不丰富，且自川蜀购书则往往价格过高。苦寒士子，只得购买坊本，但坊本恶俗不堪，删节讹缪，于陕甘学子几无益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官书局的刻书活动如火如荼，这对于陕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此，陕甘两省亟需及时跟进，创办自己的官书局。
但陕甘地处僻远，经济落后，创立官书局困难重重。正是基于此种困境，学政柯逢时及时引入了民间资本，味经书院刊书处才得以创立。《泾阳县志》中对于刊书处创立的相关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光绪十七年，岁在辛卯。秋八月，陕西提督、学政武昌柯创立刊书处于书院之东，以院长总其事，以监院为董事，司财用出入及一切刊刷之事，以肄业生任校雠。其刊书以十三经、廿四史为主，旁及通鉴、通典、通志、通考，一切子集掌故有用之书。[ 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志》，赵所生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在“味经书院”条后，《泾阳县志》顺带将《刊书处办法章程》也一并附在其后。时任味经书院院长的刘光蕡，特立《味经书院刊书处校勘章程》，分为识本意、严校勘、储书籍、程功课、别第等、严初校、明赏罚、重道义、广储才等九条。同时他也另立“求实得”与“贵用心”两条，系冀校勘学生以此自为勉励。关于重刊本《毛诗注疏》的校勘细节，从“严校勘”条可以看得十分明白：
严校勘。知校书本意，则校勘札记即各生之课程日记也，故宁详勿略，宁严勿宽，宁泛博勿固陋。校书之体宜然，即看书之法，亦是如是。不但经书文本须详加考覆，即注疏所引各书，亦需详晰对勘，一字一画，必求其的确。始则本书自相考证，又与他书对勘。必使一毫无憾，则刊出必为善本，其人亦即为善读书也。学问功夫不进益，吾不信也。[ 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