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师说》[ 以下简称《师说》]一文作于清初康熙年间，据吴光先生的《黄宗羲遗著考》看，《师说》一文大致成书于梨洲五十九岁之时，即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前后，要稍晚于《子刘子行状》和《子刘子学言》。其最终的定稿时间从最新版本所涉及到的资料上说，则更迟至公元1680年。[ 转载自郑宗义的《黄宗羲与陈确的思想因缘分析》一文（台湾《汉学研究》第14卷第2期，第70-71页）。 ]这个时候的黄宗羲已经经历了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大变革，作为晚年著作的《师说》一文必将蕴含着学风流变和思想重心的转变，体现这个时期学术界的关注点。事实上，《师说》确实带有属于这个时期所特有的经世致用之风，书中也充斥了大量经史考据的内容，这是黄宗羲晚年学术风格的具体体现，而与宋明学术偏重思辨的风格颇有不同。
黄宗羲作《师说》的宗旨，就是批判宋明以来理学末流僵化呆滞的学风，改变王学末流空谈一事的态度，以承接其师的观点为基础，充分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点在《孟子师说·原序》中说得已十分明白。可以说，黄宗羲在文中以“师说”的形式从分析孟子的思想入手直斥当时学风，在继承蕺山思想的同时又与实学思潮紧密联系，别开生面的倡导了清新的治学风气，体现了继承与创新并进的清初学风，具有思想转型期特有的“两面性”的学术特点，更蕴含着深切的“以实补虚”的哲学思想。
明末清初是理学向实学转变的重要阶段，“经世致用”的学风思潮在保证了哲学家们保持原有的理学问题意识的同时，提倡“事功之学”，强调“求实用”的治学精神。从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到汉代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再到宋明开始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极度拥有自身蜕变力的学说。当程朱理学锢于经史子集而变得当僵化，脱离儒学自身创造性和活性；当阳明后学因为过度看重“心”的力量而使整个学说流于空虚，朱学和王学的弊端终于被知识分子们所认识并积极加以改造。随着明末清初自然科学的传入和发展，受其影响的哲学开始实学化，反对主观臆断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风，对当时学者反理学之“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无论是王学还是朱学，其发展实际上已背离学说初衷，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士人完全抄袭程朱学说以为治学圭璋，过度强调“格物”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学说上的支离；另一方面，阳明后学过分强调“良知”的作用，沉溺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这些弊端发展到明末清初之时变得更为明显，程朱之学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繁琐之途，良知现成派则空谈无垠，不论实功。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黄宗羲在内的清初进步学者，既意识到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实行合一”[ 颜元.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页。]的贵知而贱行的弊端，也看清了程朱理学“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 同上。]的轻行重知的毛病，在这股旨在批判朱王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孟子师说》通篇都能透露出晚明思潮转变的信息，是黄宗羲思想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无论是对人性、君臣关系的思考，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王学试图修正的想法；还是排斥佛老，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些黄宗羲思想中所着重关注的问题并在其中所尝试的解决之道，都是受明末清初这一实学之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