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粤剧繁荣原因浅探
[摘要] 上海是粤剧的第二故乡，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粤剧传入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一直是粤剧在非粤方言区的演出中心。纵观粤剧在上海的演出，有着四多一长的特点，即戏班多、名伶多、剧目多、演出场地多，以及持续时间长。粤剧在旧上海百年兴盛原因有三：移居上海的粤籍人数不断增加和粤沪两地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是粤剧在上海得以繁荣的前提条件；演出场地的不断增多和商业运作机制的日益完善，是粤剧在上海长盛不衰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粤剧艺术的丰厚底蕴和后备人才的不断涌现，是粤剧得以在上海立足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 上海 粤剧 繁荣原因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1843年开埠以后就迅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国际性大都市。以广府人为代表的广东人随着洋行及外商的北上而大批移居上海，形成与江苏、浙江鼎足的三大移民群体。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粤剧随着广东人的足迹来到了上海。起初只是散兵游勇式的小规模演出，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八和会馆建成，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接戏，粤剧演出转入常态化。从此，大批粤剧戏班及知名艺人涌入上海，粤剧戏园里常年锣鼓不断，粤剧迅速走向辉煌，其影响力一度超越昆剧而与京剧并驾齐驱。其后虽因战争影响而几度衰落，但始终没有消亡，并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近百年间，登陆上海的粤班数以百计，登台艺人不下千人，演出剧目更是恒河沙数。作为方言化色彩很浓的地方剧种，粤剧何以能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绵延达百年之久而不衰呢？
一、移居上海的广府人数不断增加和粤沪两地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是粤剧在上海得以繁荣的前提条件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颁行“弛海禁令”，结束了明初开始的限制海上运输的海禁政策。善于经商的潮汕商人成为最早从海上进入上海的广东人。潮州人来到上海经商，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据上海碑刻资料记载，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海已出现潮州会馆。①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更多的广东人随外商洋行进入上海，这些人中又以广（州）肇（庆）两府的人为最多。最初，广东人主要聚集在潮州会馆（地址在今新开河）和集水街（今十六铺）一带，1853年上海爆发以广东人刘丽川和福建人陈阿林为首的小刀会反清武装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认为同籍人集中居住容易滋生事端，下令拆除潮州会馆及广肇会馆（1872年重建，改名为“广肇公所”），并强迫广东移民迁移分散。一部分广东籍人迁居到高昌庙附近，另有一部分迁到距县城较远的虹口美租界内的天潼路附近。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不少上海人仍习惯把天潼路叫作“广东街”，因为这一带是上海广东籍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二十年代后，上海广东籍人数日增，他们的居住区域继续向北发展，形成新的广东人居住区。
早期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到底有多少，一直以来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有资料显示，早在清咸丰初年，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就已达八万之众，超过了占有地缘优势的江浙人。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载：“有资料说，1851年，上海县城里有广东人八万左右，多于江苏和浙江人。”②到了二十世纪初，旅沪广东人数一举突破三十万大关。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载：“清末民初，上海的城市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广东籍富商的投资经营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随之旅居上海的广东籍人激增，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已有三十多万。”③这一数字已接近一个中等城市人口的规模。##end##
到了三十年代，受时局动荡的影响，在沪粤籍人数急剧下降。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五年一次的户口调查，结果显示，租界华籍居民共一百十二万零八百六十人，广东籍人口为53,338人，仅占华籍人口总数的4.76%，位居江苏（591,192人）、浙江（388,865人）之后，名列第三位。这一统计数字显示了三十年代中叶，旅沪（租界）广东籍人数的真实情况。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广东人集中居住的虹口地区沦为战场，广舞台即在这次战事中化为废墟，数以万计的广东人逃离家园，一部分返回广东，另一部分则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受此打击，粤籍人数锐减。
总的来看，广东旅沪人数在上海开埠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是一直处于上升势头的。旅居上海的广东人之所以如此之多，增长如此之快，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粤沪两地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以前广潮商人出海经商，乘坐的都是广东民间所造的“广船”与“红头船”，这种船坚固耐用，载重量大，抗风浪性能较好，但由人力驾驶，速度较慢。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广州、汕头、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外国轮船公司如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等纷纷进入中国沿江、沿海，垄断航运，这在客观上大大改善了广东对外的海上交通条件，进一步推进了广潮人向上海经商和迁移。因此，自沪港两地航线开通之后，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崛起，素有经商及与外商打交道经验的广东商人，也随着外商大量由广东迁移到了上海。广东家乡在当时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上海摏，金山掘。”意思是说到上海来经商赚钱比去美国旧金山赚钱还容易。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广东到上海定居的人数不断增加，上海成为粤方言区之外，粤籍人数最多的城市。
由于方言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广东人外出谋生，大多群聚而居，形成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独特的粤文化景观。广东人不管到哪里，都喜欢欣赏自己的家乡戏，他们大量移居上海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家乡戏带到了上海。随着沪港两地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更多的粤剧戏班乘坐轮船往返于沪港两地。据统计，近代上海是非粤方言区粤剧演出时间最久、上演戏班最多的城市。
二、演出场地的不断增多和商业运作机制的日益完善，是粤剧在上海长盛不衰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一个剧种要想在城市求得发展，专用的演出场地及设备是必不可少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演出场地的缺乏和设备的简陋，粤剧在上海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当时的粤剧演出，大多露天搭棚唱戏，一遇刮风下雨，或天寒地冻的季节，真是苦不堪言。即使条件稍好一点的茶园，其陈设也是相当简陋的。写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夜观粤剧记事》一文，在谈到粤剧戏馆状况时就指出：“至其座位之逼窄，茶汤之干涸，几若相如病渴，司马针毡。望移步以换形，勿因陋而就简。”④演出场地的逼窄、简陋，不但会使不少观众望而却步，同时也会影响到戏班水平的发挥。因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尽管粤剧在上海也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基本上是“时开时歇”，很难像京剧那样呈遍地开花之势。
自八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旅沪粤籍人数的不断增加，在沪粤籍商人资本的不断增长，粤剧在上海的演出场地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粤剧开始与京剧一样，成为各大戏园的常客。一些原本上演京剧的戏园也开始上演粤剧，如三雅园、一仙茶园、大桂茶园、凤仪茶园、福仙茶园等京戏园都先后上演过粤剧，尤其是一仙茶园和三雅园，从1889到1893年之间，交替上演粤剧，到此开演的粤剧名班有钧天乐班、双富贵班、双富贵新班、锦添花班、瑞麟仪班、丁财贵班等。大概自1895年开始，粤剧有了自己的演出场地——同庆茶园（地址在宝善街满庭芳内）。该茶园从开馆到1898年歇馆，一直都是上演粤剧，先后有丰年班、凤凰仪、瑞丰年等广东名班来此开演。该园还仿照京戏园实行班底制，从南洋诸埠及广州等地邀请名角加盟，各路好手云集上海，戏园常年锣鼓不停，将粤剧第一次推到了与京剧并驾齐驱的繁荣程度，向广大观众展示了粤剧的魅力，造就了一大批技艺超群的粤剧名角。
受社会动荡不安的影响，从庚子事变（1900）到宣统元年（1909）近十年的时间里，因场地的缺失，粤剧在上海几销声匿迹。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由粤籍商人集资兴建了专门上演粤剧的同庆戏园和鸣盛梨园，粤剧的演出才又重现曙光。但因经济的不景气，两家戏园在勉强维持了三四年时间之后便相继偃旗息鼓，上海粤剧继续在低谷中徘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乘各资本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民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来沪开店办厂设公司的广东商业界人士大量增加。1914年上海永安公司的兴建，掀起广东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上海的浪潮。自1918年永安公司竣工到三十年代，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家当时上海最大的环球百货公司成为广东商帮经济力量的一种象征。1932年广东旅沪同乡会成立，当选该会董事会的31位理监事中，有27位属于商界人士，占理监事中的87%，其中担任各公司经理、总经理者达25人，占理监事中的80.6%。广东商人在上海经营的行业相当多，包括洋务帮、苏帮、洋广货帮、铁木帮、洋行茶栈、谷栈、打包店、番衣店、番鞋店、铁店、押店、上架行、浦东木厂、浦东铁厂、虹口各业。除此之外，在纺织、针织等业中，广帮也有相当实力和影响。有人评论说：“上海，虽然居留着全国各地方的人物，但有着强大力量的（当然洋大人要除外），却只有三种人：（一）宁波人，（二）广东人，（三）江北人。不过，这是从人数的多寡而论。如果要说到能够相当地支配上海人，甚至全国的，还要算是前两种人，后一种人不与焉。因为 上海的银行界几乎为宁波人把持着，而广东人则在上海工商界有着雄厚的力量。至于江北人呢？则除了当苦力，做警察，或是拖黄包车而外，在政治、经济，都是一点没有势力的。”⑤
旅沪广东人数随广帮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增长。据统计，从1915年到1920年，上海广东人的增加数字是前五年的一倍。广东人的大批到来，对粤剧在上海的复苏和繁荣起到了积极地催化作用。1917年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同庆戏园原址修建了上海大戏院，并于1919年首次聘请以著名花旦李雪芳为台柱的“群芳艳影”班来沪演出，一炮打响，引起粤籍人士的观剧狂潮。在巨大的商业利润驱动下，一年以后，广舞台竣工，广舞台是专门用于粤剧演出的的新式舞台，它的出现宣告了粤剧在上海飘泊无定所的时代的结束，揭开了上海粤剧演出的新纪元。
但广舞台一家已无法满足源源而来的粤剧戏班的演出要求，于是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广东大戏院、香港大戏院、明珠大戏院（后改名海珠大戏院）等专演广东戏的大戏院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也有一些以演京戏、影戏为主的戏院也向粤剧敞开了大门，如月宫大戏院（原为影戏院）、卡尔登影戏院、奥迪安大戏院、新东方剧场、星光粤剧院、天蟾舞台、更新舞台等。演出场所的增加，大大刺激了粤剧在上海的演出市场，将粤剧推上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使粤剧在上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有时竟多达三个大型粤剧戏班在不同戏院同时演出，形成一个相互竞争的良好局面，让喜欢粤剧的观众大饱眼福。
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成为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突破口，昔日美仑美涣的戏院舞台在炮火中变为一片废墟。方兴未艾的上海粤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随即又掀起了反人民的内战，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看戏已成了一件奢侈品，更没有人愿意陶出大笔巨款修建戏院了。仅剩的一家虹光大戏院（即原广东大戏院），也因无粤班可演而改映电影。上海粤剧在内忧外患中走到了它的尽头。
三、粤剧艺术的丰厚底蕴和后备人才的不断涌现，是粤剧得以在上海立足的根本保证
粤剧源自陕西的汉调二簧，陕二黄早期也称秦腔，是一个风靡全国的大型地方剧种。早在清康熙年间，皮黄秦腔就已传入两广境内，到乾隆年间已在广州等地广为流行，“自幼驰声两粤”的早期粤剧艺人刘凤官进京比武时，名动京师，被誉为魏长生之后的第一人，⑥可见粤剧的艺术水平曾经位居全国前列。但那时的粤剧还只是秦腔的分支（即桂派秦腔），在全国都能通行，地方色彩并不明显。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广东秦腔的地方化特色渐浓，与外江班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光绪十五年（1889）八和会馆成立以后，粤剧已成长为一支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大型地方剧种了。每年组织的红船班都在三十六班以上，还不包括不足人数的“半班”、小型的“过山班”以及只在城内游乐场演唱的女班等。辛亥革命前后，新兴的“志士班”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需要，对粤剧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使得粤剧更加贴近现实，本土化色彩也更加鲜明。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加入粤剧队伍，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粤剧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而薛（觉先）、马（师曾）、桂（名扬）、廖（侠怀）、白（玉堂）等不同艺术流派的形成，又大大丰富了粤剧的艺术宝库，促进了粤剧的竞争和繁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作为一个成熟剧种，粤剧必然会随着广东移民向外传播。就国内来说，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以及津、京、唐等地，都曾有粤剧演出，尤其是上海，粤剧演出更为频繁。在海外，南洋、澳洲、欧美各地，凡有粤籍华侨的地方，就有粤剧的踪迹。
粤剧的广为流传，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而杰出人才的出现，又反过来推动了粤剧的进一步繁荣。粤剧在上海之所以百年不衰，关键就在于人才辈出。仅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例，这是粤剧在上海演出的初兴时期，登陆上海的粤班并不多，但却搞得红红火火，很有特色。这一时期上演粤剧戏园在邀角组班方面，常用的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采取“买戏”的方式，即以多少元的代价从广东请来整个戏班演出，戏园方面包戏班的来回路费、在沪期间的吃住及全体演职员的工薪等；其二是采取“班园合一”的方式，即由戏园出面组织一个基本班为班底，再出资邀请个别名角加盟即可演出。前一种办法的长处在于演员之间经过长期合作，相互间配合默契，演戏能驾轻就熟，保证演出质量，但全班一百多人的工薪及衣食住行来回路费等，耗费巨大，对戏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后一种方式在上海的京剧界最为流行，他们只须从北京邀来个别名角及随从人员来沪，即可开演。这种自备班底，只邀名角加盟，签订短期合同，根据演出效果，决定是否续约的办法，既可减轻皮费，又机动灵活，便于操作，对于戏园来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运作模式。因而也被这一时期的粤戏园所采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整班来沪演唱的粤剧戏班并不多，但戏园却能常年响锣不停，有戏可演。特别是自1895年同庆茶园开园以后，粤剧都集中在该戏园演唱，直到1898年底停办，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几乎常年都有演出，这是上海粤剧戏园仅有的一段采用班底制的黄金时代。
采用班底制，必须以充足的人才储备为前提，以丰富多彩的剧目内容为后盾，这样才能长期吸引观众的兴趣。在当时条件下实行班底制，除了昆剧、京剧，就只有粤剧能够做到了。昆班虽然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但因缺少观众，也很难常年维持演出。而粤剧既有人才，又有观众，演出水平与京、昆相较，也在伯仲之间，因而能在上海站稳脚跟，长盛不衰。据《上海粤剧演出史稿》一书统计，1889至1900年间，上海的粤剧演出基本上没有中断过，甚至还出现了两三个戏园同时开演粤剧的盛况，登台名角不计其数，仅见诸报端的就多达数百人。⑦
早期粤剧行当齐全，名角如林。其中尤以花旦人才居多，并且涌现出了不少技艺超群的女花旦。自1896年开始，粤班中还出现了男女合演，开戏剧界男女同台演出的先河。其他行当如小武、小生、武生、男丑，名角也是不少。这些名角除少数来自粤剧故乡广东外，大部分来自南洋、美洲等海外诸埠，而女艺人则全部来自海外。这是国内其他各大剧种包括京剧所望尘莫及的。南洋、美洲等海外诸埠已成为粤剧人才的第二大摇篮，这是上海粤剧百年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此外，非方言化也是粤剧得以立足于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粤剧本属外江戏，在清末民初以前还一直固守着古腔粤剧的传统，故深受不少外乡人赏识。戏剧家齐如山在谈及广东旧戏时说：“我在民国十九年以前，很看过几次，还完全保存着梆子型式，话白亦系中州韵，自然夹杂了许多本地土音，但大体还未改，广东人管此叫作舞台官话，我们还能懂六七成。自从摩登的戏出来，这种旧戏就慢慢的不见了。”⑧1920年，粤剧著名女花旦李雪芳在广舞台演唱期间，前往观看的上海观众竟占了四成：“本帮人之前往顾曲者，已十居其四，政商学界每日有名人在座，伶界赵君玉、麒麟童等，亦时往评观。可见粤剧已受人欢迎，犹今之昆曲矣。”⑨可见粤剧之繁荣，与其非方言化特征亦密切相关。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广府戏班史”，项目编号：07BB14）
注释：
①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252页。
② 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
③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150页。
④《夜观粤剧记事》，《申报》1873年9月22日，缩印本［3］，第286页。
⑤ 彭子蕴：《劳动者与“江北猪猡”》，《社会周报》第一卷第24期。
⑥ 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
⑦ 黄伟、沈有珠：《上海粤剧演出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60页。
⑧ 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⑨ 梦华：《群芳艳影》（九），《申报》1920年11月4日，缩印本[167]，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