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随着明、清王朝国家的相继灭亡，逐渐开始衰败，至民国又惨遭兵祸，胜景尽失，废颓至极。范长江亲临其地，“嘉峪关有小城一座，历年兵祸，城内已全废颓……‘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楼盖已被大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根，还在为古迹做勉强撑持。”[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42页。]以至于易君左登嘉峪关放歌：“纵横驰骋夸壮举，不知塞上有愁苦；愁容妩媚竟如春，斯世苍凉惶吊古。从来诗人悲风沙，遂使征夫永忆家，汉唐胜迹何处寻……天下雄关空废垒”[ 易君左《嘉峪关放歌》，《嘉峪关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页。]。由此引发水梓的感慨：“嘉峪关西接大荒，万山形势锁高岗。雄才大略今何在？凭吊秦皇与汉皇”。[ 水梓《登嘉峪关》，《嘉峪关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昔日雄关徒留废垒，这种意象的形成，表面上是关城逐渐破败所致，其实是关城战略功能丧失的必然结果。[ 僧海霞《从“关限”至“废垒”：明至民国嘉峪关的意象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6-115+181页。]
嘉峪关颓废之势，一直蔓延至建国初期，与关城形影相吊的戈壁荒滩，“大漠孤烟”散尽，一片沉寂。“关下有居民60多户，约500余人”，这一区域时设嘉峪关乡，隶属酒泉县。段六奎在《重返酒钢有感》中回忆，“昔大地沉睡，人迹稀少；闻见驼群，黄羊奔跑。水贵如油，满目凄凉，役守边关苦难熬。”[ 段六奎《重返酒钢有感》，《嘉峪关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这是嘉峪关区域的真实写照，其中的“凄凉”感受，是诗人“悲风沙”情感的延续，固然来自关城战略功能的丧失，但是也深受戈壁荒滩“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李洪亮《参加酒钢建设回忆片段》，《嘉峪关文史资料（第一辑）》，甘肃省嘉峪关市委员会编委，1990年，第114页。]这样的环境影响。为了改善这样的区域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酒泉县对嘉峪关区域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1951年改嘉峪关乡为嘉峪关区，区下为乡，乡下为村。1954年改嘉峪关区为二区。1955年撤区并乡，设为嘉峪乡、新城乡，仍属酒泉县管辖。1956年，河西三地区合并，称张掖地区。设张掖专署，酒泉县隶属其下。”[ 陈国祥《嘉峪关市历史沿革》，《嘉峪关文史资料（第一辑）》，甘肃省嘉峪关市委员会编委，1990年，第35页。]尽管如此，但此时经行嘉峪关，如黄新农在《第一批去酒泉考察纪实》中所言：“古书上描绘的荒凉情景逐一展现”[ 李洪亮《参加酒钢建设回忆片段》，《嘉峪关文史资料（第一辑）》，甘肃省嘉峪关市委员会编委，1990年，第112页。]。也就是说，此时登临嘉峪关，即置身于“斯世苍凉惶吊古。从来诗人悲风沙”营造的氛围中，纵然不再象“昔日出塞”那样“惶”“悲”而“泪不止” [ 李淮《登嘉峪关》，《嘉峪关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页。]，也难免“愁容妩媚”。这都表明了，建国初嘉峪关及其区域还是一个令人相对疏离的地方，其空间依然“荒滩废垒”如故，“满目凄凉”的空间价值感受也没有立刻得到改善；这里的“愁苦”甚或“惶”“悲”感受，让人顿生失望和忧虑，这原本来自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但也反映着人们对这一区域空间传统的认知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