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1990）。根据这一定义，制度既包括诸如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这样的正式制度，也包括诸如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这样的非正式制度。一直以来，主流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把制度当作既定的、适当的，因而在这些理论当中，制度是不重要的，是被排除在模型之外的。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却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在诺斯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亚当·斯密（1776）、刘易斯（1955）、Schultz（1968）等等。而诺斯则是第一个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人，他特别强调产权有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奥尔森，则从“集体行动”这一角度来阐述制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此后，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前进的。
一、诺斯的理论
诺斯认为，创新、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的结果，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
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把二者结合起来探求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国家的行为选择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有效率的产权应该是排他性的，因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和保护，这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有助于减少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成本和费用，增加获利的可能，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这样就能够鼓励人们致力于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发明，从而实现经济增长。##end##
然而，产权的建立和保护离不开国家，国家在建立和保护产权方面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因而由国家界定并保护产权结构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国家又并不是中立的，国家的行为选择，取决于统治者的利益的意识形态，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压力和约束，包括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竞争对手和竞争国家的压力，因而无法保证所建立的产权一定是有效的。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还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减少“搭便车”行为，从而有利于有效制度的建立。
二、奥尔森的理论
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奥尔森通过两本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奥尔森看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按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对这些问题做出的种种解释都是肤浅的。为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矛盾现象入手，以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线，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而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利益集团，一般都不是依靠提供集体利益来取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所谓选择性刺激手段，是指该利益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否则将由于个人行为的理性特征而导致利益集团行为根本无法发生，即所有的人都希望“搭便车”而不愿为集团的共同利益做出牺牲。因此，“具有选择性刺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奥尔森，1982）。既然利益集团是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来获得成员的支持，那么社会上就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协商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可能通过广泛的协商达到高效率或平等的目标。不仅如此，由不同利益集团协商决策的社会将是低效率的，因为讨价还价既耗金钱又浪费时间。于是“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奥尔森，1982）。另外，利益集团为了提高其成员收入，往往以减少社会总效率为代价，例如它们可能通过院外活动争取到有利于它们的政策，或者通过建立卡特尔等等，这些活动往往会导致社会总效率的减少。因此，“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奥尔森，1982）。所以说，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强大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则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社会稳定的时间越长，利益集团的数量就越多，除非该社会禁止或限制集体行动。结果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
三、其他研究
近一二十年来，人们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兴趣日浓，Scully（1988，1992），Barro（1996），Landes（1998），Knack（1996，Hall and Jones（1999），Acemoglu et al.（2001，2004）等一批经济学家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根据逻辑顺序可分为几个相互交织的主线：第一，什么制度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第二，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其他文化特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包括各种制度与经济绩效的数量关系或者因果关系；第四，制度的形成与变迁。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什么制度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
上面已经提到，诺斯把经济增长归因于有效的产权制度。Aron（2000）则认为，制度的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评价：对产权和契约的尊重、信任以及公民自由。
Rodrik（1999）认为支持市场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支持市场的主要制度有产权制度、管制制度、宏观经济稳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冲突管理制度。
Weingast（1993）则认为有效的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体系、行政与立法分开以保持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规范的行政程序以及透明的决策，因为这样的制度有利于产权的稳定及安全，也能够阻止政府做出重大的或频繁的政策改变，从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稳定人们的预期。
还有一些从实证的角度来寻找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如Knack and Keefer（1994）。但是由于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制度度量不一致，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差别比较大，不过比较一致的就是，这些研究均认为产权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制度之一。
（二）制度作用经济增长的途径
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其直接决定因素不外有两个，一是投资，一是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是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方面导致的效率的提高。所以，人们研究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也主要是研究制度和投资、技术进步或效率的关系。
Saleh（2004）认为产权通过一系列不同但又相联系的渠道影响投资的预期回报进而决定投资，这些渠道包括：受保护的产权减少投资受剥夺的风险，可转让的产权令资源流向能最有价值的用途上，资产的可处置权则令投资者可以将其资产作为抵押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去筹款等等。
Johnson et al.（2002）、De Soto（2000）等人则强调金融制度对投资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有效的金融制度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使得企业融资更为便捷，从而促进了投资。
Gwartney et al.（2006）等人利用“经济自由度”为制度变量检验制度对投资进而增长的效应，结果发现制度越好，一国的私人投资率和投资生产率都比较高。Dawson（1998）的跨国经验研究则发现，经济自由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经济自由对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作用。
Bénassy-Quéré et al.（2005）研究制度质量对双边FDI（bilateral FDI）的影响，发现广义的公共效率是FDI流入（inward FDI）最主要决定因素，而广义的公共效率包括税收制度、创建企业的便捷性、腐败现象、透明度、合同法、产权保护和司法效率等等。Wei（2000）、Globerman and Shapiro（1999，2002）、Habib and Zurawicki（2002）等人的研究也支持有效的制度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这一论点。
制度对技术进步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产权的明确界定以及良好保护，是自由竞争市场的基础，在自由竞争环境下，企业为了避免被市场淘汰，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其次，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技术进步率。一般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鼓励人们致力于新技术、技术工艺的研究开发，但是Falvey et al.（2006）考察了一些国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随各国的发展水平以及禀赋的不同而不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创新能力强的国家的创新，但对创新能力弱的国家而言，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甚微。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也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专利的存在阻止其他人对新技术知识的使用；另一方面，潜在的发明者也可以通过专利获取相关的信息，还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鼓励通过商品和劳务的贸易、FDI、技术许可证和合资等方式进行技术转让。
Tang et al.（2003）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质量和技术变迁具有极强的正的因果关系，更好的制度质量可以加速技术变迁，而技术进步不仅能直接提高经济效率，还能减少经济波动、缓合经济危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Khan et al.（2004）考察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后得出结论，专利和版权法以及联邦司法机构对这些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状况对美国在1790-1930年中的主要技术创新具有重大的贡献；Bloom et al（2002）的研究则“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技术扩散并不具有完全的收敛趋势，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还受制度的制约。
至于制度与效率的关系已早为人们所认识，譬如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具有更高的效率早已被人们所发现或证明，如Bergson（1987）。Edwards（1998）估计了一些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以及贸易开放度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三）各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政治规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政治规则——特别是宪法——是组织和安排政治生活、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规则。政治规则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一般通过对经济规则和其他政策的影响（Acemoglu et al.，2003）。至于什么样政治规则有利于经济增长，有人从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这个角度来讨论，有人则从民主角度来讨论。
譬如诺斯就强调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对投资的重要性。由于大多数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稳定的政策对于投资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具有很强的机会主义，不时提高税率或变动其他政策，就会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减少投资预期收益，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斯和温格拉斯（North and Weingast，1989）提出这样的命题，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可以使政府信守不对投资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承诺，Stasavage（2002）的经验研究支持这一命题，但Stasavage同时也发现，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并不是政府信守承诺的必要条件。
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却存在很多争议。Barro（1996）对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这样的论述：弗里得曼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相互加强的。由于经济自由——自由市场和小政府——被视为能促进经济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政治权利的发展——更为民主——就倾向于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弗里得曼同时强调了民主具有的阻碍增长的特征，包括有通过多数原则投票制订在穷人和富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法律和通过代议制提高利益集团的作用的倾向。独裁政权可以部分避免民主政治的这些缺点。而且，从原则上讲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非民主政府保持经济自由和保护私有产权。然而，如果独裁者利用其权力以盗窃国家财富并执行非生产性的投资，那么这样的独裁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而民主制度限制政府的权力，因此也限制了政府官员聚敛个人财富并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如果说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在政治上更受欢迎，那么政治权利就倾向于提高经济增长。
Rodrik（1999）考察了一系列国家，证明了民主和以下几个方面有关：更稳定的长期增长；经济在短期内更为稳定；更有能力处理不利冲击以及具有更高的工资。他对这一现象提出这样的解释：首先，民主之所以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主要在于中间选民会阻止可能会导致极端结果的激进政策；其次，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发言权可以减少内部冲突；最后，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政体下的政治斗争失败者更有可能避免经济损失。
Tavares and Wacziarg（2000）更为详细地分析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有政治制度可以通过七个渠道来影响增长，它们是政治不稳定性、（政策）扭曲、政府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收入不公平、贸易开放以及物质资本积累。
Barro（1996）利用跨国数据对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民主和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当政治自由度比较低时，民主可以促进增长，而当政治自由已经达到一个适中的水平时，民主则会削弱增长。不过Feng（1997）、Krieckhaus（2004）、Kurzman et al.（2002）、Przeworski and Limongi（1997）等人的研究均支持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
2．经济规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产权是经济规则的核心，甚至他把产权等同于经济规则[2]。Knack and Keefer（1994）、Mauro（1995），Hall and Jones（1999）、Rodrik（2002）等人证明了产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
最近的研究特别强调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关于什么是经济自由，很多研究并未提及。Gwartney et al.（1996）对经济自由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如果人们非经暴力、欺诈或偷窃等（不法）手段得到的财产能够得到免受他人侵占的保护，并且他们可以在不妨碍别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使用、交易或赠与他人，那么就说人们拥有经济自由，其核心要素是个人自由选择、保护产权和自由交易。
有几个理由可以预期经济自由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第一，经济自由意味着竞争，而竞争可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第二，自由的经济可以更好地培养和发掘企业家，自由市场使企业家有可能试验他们的创新思想并且检验这些思想是否能为社会所接受；最后，在自由市场，资源可以自由地流向其使用价值最高的地方，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
Dawson（1998），De Vanssay and Spindler（1994），Spindler and Miyake（1992）等人利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经济自由度，结果都证明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Barro（1994）用外汇市场上的黑市溢价代替政府干预的市场扭曲，用100个国家的数据对增长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市场扭曲”这一变量的系数为负，从而认为市场扭曲对增长存在不利的影响；Heckelman（2000）采用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度量经济自由的系列指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检验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证明经济自由（用经济自由总指数来衡量）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者使用Fraser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指标来研究它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如Doucouliagos et al.（2006）和Julio（2005）等人，这些研究也都支持经济自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一些实证研究证明经济自由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不过Heckelman（2000）和Carlsson and Lundström（2002）的研究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构成经济自由的部分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个别指标甚至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
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从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四方面选取统计资料来估计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并检验中国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王立平和龙志和（2004）采用樊纲和王小鲁（200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检验中国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具有稳定的强显著的关系，市场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周业安、赵坚毅(2004)使用与樊纲，王小鲁类似的方法构建了中国1984-2002年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化指数，并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发现市场化进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带来了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进而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汪锋等（2005）、金玉国（2001）和陆云航（2005）等人的实证研究也都支持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观点。
3．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化，广义上讲，是人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生存方式，它包括在人文化改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产品。从狭义上讲，文化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对自然与社会的精神的反映（燕继荣，2004）。这里讲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文化，不仅会影响群体中的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并且会对作为整体的群体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杨玉成（2004）认为文化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结果：（1）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率，其途径是增进群体的共享价值。这种分享价值会影响群体成员从事经济生产过程的方式；（2）通过反复灌输“关心他人”这个共享的道德原则， 并因此鼓励建立这种关心能够得到表达的机制；（3）文化可能被视为影响甚或决定群体决心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Akerlof and Kranton（2000）、Rabin（1993）认为，文化通过价值观和偏好来影响个人的行为，从而影响了经济结果。Greif, A.（1994）则强调了（正式）制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他考察了中世纪末期穆斯林世界和拉丁世界的文化与制度的关系，解释了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人在中世纪末期是如何发展起不同的制度的，而这些制度又是如何影响之后的发展路径的。其结论是，从历史上看，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Barro and Mc Cleary（2003）对宗教信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跨国研究表明，两者是相关的，他们还通过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以证明这种相关关系具有因果关系。除了从宏观上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还有一些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研究，Sapienza and Zingales（2001）的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
四、结论
各国的经济实践以及理论研究都证明，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制度的意义相当广泛，它既包含诸如产权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正式制度，也包括诸如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这样的非正式制度。目前，研究制度与增长关系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产权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从研究结果看，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密切相关，而政治制度——如民主发展水平——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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