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可研究者发现，后世诗歌无不浸染着柏拉图色彩，这也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匪夷所思而又值得玩味的议题。而著名的浪漫派诗人雪莱又是柏拉图立场的坚定追随者，雪莱的《为诗一辩》一文中浸染着浓重的柏拉图主义，目的是为反击托马斯·皮考克对诗歌功用的无情批判而作。皮考克把诗歌划分铁、金、银和铜四个阶段。诗歌的铁器时代是发轫时期，它用来歌颂英雄事迹。诗歌的黄金时代，其诗作是对往古的回首，诗风粗犷而淳朴，以古希腊的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为代表。白银时代则以罗马的奥古斯都为代表，其诗歌有对英雄史诗的描摹，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记》，也有对社会风气的贬斥，例如贺拉斯的讽刺诗作。罗马帝国时期，诗歌进入了青铜时代，诗人试图归于本真，但诗歌却丧失活力。中世纪后，诗歌又循环往复。中世纪的传奇是诗歌的铁器时代，之后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诗歌的黄金时代，而后进入德莱顿和蒲柏为首的白银时代，最后即皮考克所处的青铜时代，他认为青铜时代充溢着鄙夷的情感主义和原始主义，所以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攻击。他有两个论点，一是以理性为标准的新古典主义，二是他的功利主义立场。以第一论点为支撑，他对浪漫主义诗歌冷嘲热讽。他指出，诗歌的最高灵感溶解于三种成分: 无节制的热情浮词, 夸张的感情悲鸣, 以及做作的感伤哀诉[1] 496。皮考克对诗歌的责难带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无视诗歌的人文价值。尽管时代背景不同，但他的立场和柏拉图却一脉相承，他指出在这个崇尚科学和讲求实用的时代，诗歌是不可多得的是奢侈品。雪莱的《为诗一辩》吸取了柏拉图的美学思想，雪莱在写此文论时，在阅读和翻译柏拉图的《伊安篇》和《会饮篇》，《为诗一辩》的柏拉图主义比以往任何英国文学评论中的引用都要多，便是理所当然了。为了回应皮考克的讥讽和嘲弄，雪莱夸大诗歌的社会职能。他指出，诗人的位置超越一切之上，诗人是语言，音乐，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创造者，诗人也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宗教的导师和先知[2]436。他称莎士比亚，但丁和弥尔顿是最为崇高的哲学家[3]125。他赞美诗歌增强了人性德性的共用，诗歌是知识之源也是知识的终结，诗歌是一切科学的囊括，一切科学可溯源到诗歌。他援引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话,唯有上帝和诗人才可以享有创造者的称号[3]156。这是对诗歌的最高度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