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异化到制度替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思考

From Institutional neterogeny to Institutional Substitute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替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思考

中文摘要：沿着制度需求、制度异化和制度替代这样一条主线，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存在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虽然是市场经济的绝对主导。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的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这真正的民主。

关键词：制度异化；制度需求；制度替代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其是经济能够持续30年以平均9％以上的较快的速度递增。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全世界仍然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一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规律呢？

这种差距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分析。改革开放前（从建国到1979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严重的约束，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连农民在集市交换的菜籽都可能被没收，生活资料的商品范围甚至比苏联还要少。“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提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都必须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20世纪60年代3年困难时期，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饿死达3000万人[2]。

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并把公司制、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后，先实行了一段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从党的十四大起，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这种渐进性改革，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令世界瞩目，尤其是经济能够持续30年，以平均9％以上的较快的速度递增，国家财富积累迅速，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end##

为什么同是社会主义体制，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中国社会经济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呢？30年一系列的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否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加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一样具有规律性呢？本文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律性。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等领域分析这种规律性，探索改革开放30年来由制度异化到制度替代是否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追溯与梳理，第三部分是诱致性变迁，第四部分是制度异化，第五部分是制度替代，最后一部分是小结。

一、文献追溯与梳理

制度，尤其是适宜制度在国家兴衰或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张宇燕，1993）。利益集团或阶级的行动，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是唇亡齿寒的。不合时宜的或居心莫测的意识形态及观念很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制度的明智选择。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来反复宣传某种意识形态或观念，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总会或多或少的“操纵”个人偏好的形成过程（加尔布雷思，1973；诺斯，1984）[4]。

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随着从基础改革制度环境中获得的利益的增加，次级的制度安排创新降以低于改变基础制度安排的成本被诱发、刺激出来，他试图绕过基础决策原则的限制来获取潜在的利润。这些基本决策必须鼓励和迫使契约关系的形成（次级制度安排），这种关系能够促进社会性的有利结果(Douglass North,1971)[5]。

在任何时代，基础性制度安排都会构成有关市场或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的基本规则。次级制度安排是符合基础性安排的协议的具体形式。它的发生变化以实现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减少，或收入的再分配所带来的好处[6]。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促进分配公平的种种目标。只有制度规则严格限制旨在破坏转让过程的投资盈利时，税后、转让后的价值分配才可能有符合公平原理的调整[7]。

樊纲（1992）提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是由企业管理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边际均等关系所决定，并因此成为经济中可以相互替代、相互依存的两种经济体制[8]。唐寿宁从市场的立宪功能出发，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决于中国人生活态度的变化和市场经对其他文化的融合[9]。这种文化的融合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制度变革的发生是由于存在着制度非均衡，但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非均衡都能够立即引发制度变革；不仅如此，制度变革的发生又是制度均衡的实现，是从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的转变和飞跃。可以说，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变革的必要条件，它充分的实现条件是制度均衡[10]（张曙光，1992）。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是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险建立一种鼓励个人有热情地寻求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映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的一心一意支持，社会上将不会存在这样地制度安排 [11]（林毅夫，2003）。

在新中国成立后, 每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初期都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而一段时间以后却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从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变动过程。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说明在我国存在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正相关关系 [12]。改革初期的“包产到户”既节约了代理人成本又节约了信息成本，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所指示的方向，因而非常成功。“价格调整”是要减少信息扭曲，也取得了成功[13]，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二、制度需求

从建国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城乡分割，工农剪刀差以及追求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压抑了生产力的进步，经历了文革的10年的动荡，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文革后，无论中央还是基层，都面临着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难题，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了更好的解释改革成功下的这种制度性需求，本文提出了了两个需求假设并对其验证。

（一）来自基层的制度需求，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变革下的自主权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之一

安徽小岗村在土地制度上的大胆试验是来自基层甚至民间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民为改善自己生活水平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虽然在伊始表现出和主流制度的相悖性，但随后其巨大的成功使其获得关注，随后民间、基层、地方和中央的四位一体的一致性制度需求导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的家庭经营体制。群众实践显示了新的产权形式可增加净收益的潜力，正是这种潜力促使地方一级政权对变更产权制度达成共识,促进了对其合法化的承认和保护。

可以说，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基层改革实践说明了基层的制度需求的满足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之一。这次改革具有明显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其实质是改革农民、土地、生产队三者间的关系。在巨大变革收益的激励下，新农村经济体制得以迅速推开，中国快速地在80年代的前5年间完成了第一次市场化的制度变革。

因此，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一旦获得社会的认可，将会对制度产生激励性诱致，使制度发生异化，为制度变革奠定基础。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将是诱发制度变异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当一种制度（如人民公社）的制度费用过大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的时候，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逐渐衍生新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一旦萌芽、生长、形成潜在新秩序。我国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最为详细描述这一过程的是杜润生老先生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一书。当这种新秩序的需求得到更高一级政权的关注时，便有了国家法加以确认的需求，新的制度就产生了。“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发生[14]。

（二）收入分配变革要求在所有制的破局的成功使得改革具有持续性，这是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二

如果说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将是诱发制度变异的重要条件，那么仅仅依赖基层或民间的制度需求却不足以促使改革成功。要想使改革成功，必须要有持续性，形成对民众、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可持续性激励。这样才会使得改革具有持续性，而非昙花一现，从而取得巨大成功。这种可持续性激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持续变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无不浸透着收入分配变革影子。

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始于农村，集中在城市，焦点于国有企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土地使用权到要素使用权，从对劳动价值的重新认识到对个人财产保护的入宪，从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造到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的认可，无不说明了收入分配的变革的持续性。正是这种持续性，才带来了在所有制破局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具有持续性。

三、制度异化

制度异化是指当制度需求得不到满足，制度费用较大时，制度系统内部就会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就是制度异化，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早在1957年农村集体生产满足不了农民需要时，云、贵地区的农民就自发退社、小范围的包产到户或扩大自留地面积。制度异化的动因来自诱致性变迁，它是制度需求的必然结果。

制度异化是对制度内生的最好证明。制度内生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系统内部内生的，即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是具有明显的进化演进特征的。而在这场演化中最具明显的将是制度发生变异，即制度异化。因为当制度的需求一旦强烈，就意味着现有制度的制度费用过大而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即使它暂时还未被替代。在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制度变异，新旧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制度需求导致制度异化，如果说制度异化是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实现制度重构，完成制度替代。

四、从制度异化到制度重构：制度替代

（一）制度替代的经济学思考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绝对公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说明了两种所有制结构，两种分配制度之间本身是可以替代的。本文将在经济学角度对此做出解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制度的替代中过程中，显然一个社会公有制越占主导，势必会挤占私有制的生存空间；反之也是一样的。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也是这个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替代并不是完全替代，而是一种相对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甚至都存在这两个经济形式的影子，有着互补的一面。

图1描述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的边界可能性（IPF），横轴代表计划经济带来的制度费用，纵轴代表市场经济带来的制度费用。IPF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可能性边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制度表现出替代，同时又是一种并存。IPF上的每一点都表示这样一种制度，随着一种经济形式的强势，势必会压缩另一种的生存空间。图1向下倾斜的45。线显示了两种经济形式下的制度费用。它和IPF的切点表明了一个社会的有效制度安排。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重心。这个模型实际上验证了哈耶克关于最合适的制度是在一个较长时间进化过程中演进而来（哈耶克，1960）[15]。

IPF的形状和位置，以及有效率制度选择食有许多因素所决定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有效制度A点到有效制度B点，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我国制度变革的走势。从图1可以看出，在同一条制度费用线下，无论A、B，他们的制度费用是一样的。所以，从A点到B点的演进，如果不能用制度费用的降低来解释，那么唯一的解释将是对制度偏好的改变或对新制度需求的增加。正是改革初期，农民对土地经营权、自主权等的要求，自发的进行一些试验，农民、地方和中央在经历了大约七、八年的时间才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城市改革也有同样的进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基本上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难题，之后才初步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费用不变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合理的。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新制度建立的费用，旧制度消灭的破坏以及新制度产生的效益，总制度费用是甚至会上升，即使它一段时期后再回落，因为制度破坏带来的无序是巨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官倒”和“腐败”就是较好的例证，当然历届政府对此也是深恶痛绝。

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的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这是最大的民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没有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这样的转型，即使英国、法国、美国也没有。这不仅体现了一个政府的胸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的胸襟，证明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二）制度替代对中国改革成功地解释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成功地完成了制度替代。这种制度替代是区别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是一种渐进性的，民主的，尊重人民意愿的替代。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土地改革，当人民有了对土地经营权和自主权的制度要求并自发试验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并没有像以前一样一棍子打死，而是默许，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与妥协，之后最终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最终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之初就明确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其次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存在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虽然是市场经济的绝对主导。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制度出现新的需求，在系统内部发生异化，政权不是对其压制，而是分析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有，保护它和培育它，这就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智慧，特别尊重民众的意愿。

市场经济制度通常会带来产权的多元化, 至少是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并存。实际上, 我国是从分配制度着手进行变革的,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 不仅不同主体的收入分配是由政府统一进行, 而且各个企业所使用的要素也是由政府统一进行分配。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必须实现生产要素的分配由市场机制来完成, 收入分配必须由各利益相关者相互讨价还价的机制来实现, 这才是两种经济制度变革的核心[16]。只有核心发生异化，才会最大可能的发生制度重构。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在下一步经济改革中，要善于抓住变革的核心。只有这样，才会减轻变革的压力,维护国家的稳定。

五、小结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实现替代，说明制度是内生性的，衡量制度效率的标准应是制度的内生适应性。创新的制度只有适应我国既定的历史、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制度环境及其变化，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改进,才能成为有效率的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基本构建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结构，说明是成功的[17]。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如何在劳动力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上,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有效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如何在全球化竞争中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如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是改革的焦点。

参考文献

[1]胡培兆.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73

[2]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J].当代中国史研究

[4]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J].经济研究.1993(4)

[5]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71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December),1971

[7]Jamas M.buchana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plorration 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89

[8]樊纲.有关交易成本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学动态.1992(5)

[9]唐寿宁.论市场的立宪功能[J].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10]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1992(6)

[11]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现代制度经济学(盛洪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冯邦彦、李胜会.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6(4):23-26

[13]汪丁丁.在论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4]汪波.社会需求、多元博弈、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J].浙江社会科学.2006(5):57-64

[15]S.詹克夫、E.格莱泽、R.拉波塔等.欣比较经济学.吴敬琏主编.比较.2003第十辑:9-33

[16]谢志华: 分配制度变革是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7

[17]王玉霞.基于内生博弈规则制度观的制度效率分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6):53-57

From Institutional neterogeny to Institutional Substitute

ABSTRACT：Along the master line of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the Institutional neterogeny and the Institutional substitute,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China’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can obtain the success. Thought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lanned economy are not opposite, are accommodate, is one kind coexistence of unification and opposites. Permits and acknowledged that this kind of coexistence, is the key of success China reforms obtains. The most superiority China’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gains the victory is a gradation. Allowed to have the new demand to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 and to permit its neterogeny, even the government intended to innovate and transform it, respected the populace wish fully. This is true democracy.

KEY WORD: Institutional demand;Institutional neterogeny ;Institutional sub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