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看风景一唱三叹

——论方方小说中的道德重构

摘要：作为新写实的一员主将，方方以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俯瞰世间百态揭示繁琐生活的沉沦，失望慨叹中满含悲悯，以一份彼岸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召唤道德重构理想的实现。

关键词：《落日》 《风景》 《一唱三叹》  小说   道德重构

方方是当代文坛一位笔耕不辍、著作颇丰的女作家，提到她便联想起“新写实”，尽管这一文学概念的内涵无法涵盖方方所有作品，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评论家依然将方方同池莉、刘震云、刘恒一样招纳在“新写实”旗下。这批作家于1985年前后斐然文坛，1989年《钟山》第三期才正式把这些有着近似自然主义叙写风格的创作冠名为“新写实”。他们秉着“零度情感”介入，消除“英雄”痕迹，解构“崇高”的写作风格，正如方方自己所言：“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风景》）。本文试图以她创作成熟期的三篇代表作《风景》《落日》《一唱三叹》为例，进行有关道德重构这一话题的简略评析。

1982《“大篷车”上》在长江文艺发表，标志着方方正式登上文坛，相继她又发表了《啊，朋友》，由此开始了其创作生涯中的礼赞青春阶段。四年之后方方的一位闺中密友给了一个她意外打击：通过叙述一段子虚乌有的生活内容来侮辱、攻击方方。这不仅改变了方方对人性的看法和思考，而且也改变了她在创作上对人性的表现。于是出现了多篇类似“三白”系列——揭示人生世相、人生存困境的佳作不断问世，这也是她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进入九十年代，也是她创作的新阶段，此时创作风格逐渐趋于成熟，开始关注和叙写带有自我影像性的知识分子伦理文化人格和当下生存际遇。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以写实主义叙事理念真诚言说当下人生百态，展示了一幕幕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挣扎着的人，讲述他们在淡漠的人性下荒原般的生存体验。纵览这三个阶段小说尽管题材不拘一格，风格也不尽相同，但透过作者沉潜、深邃的笔调，我们感觉前后的矛盾、抗争与挣扎，置身于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断裂的悬崖边上，俯视红尘滚滚，却找不到退路，因为找不到信仰，精神上无所皈依，这种人生困境是萦绕于其笔下的许多人物心灵深处的阴霆。为此他们人性扭曲、人生变味，无畏疗救者充当边缘牺牲品，其间充盈着一份为幽默与自嘲遮掩着的悲悯之情。##end##

一 、 沉沦的现实

    新写实小说创作不再将小人物塑造为“普通英雄”，而是还原俗常人的中性状态，注重挖掘人性潜意识层面的阴暗，希冀以此引起世人的注意，达到解救迷茫中的人们。方方的创作与新写实虽尚存暧昧关系，但在其新写实倾向的小说中对这种生存的荒诞、人性的荒原性揭露的入木三分，然而苦苦挣扎于荒原中却寻不到出逃的方向，一次次陷入存在主义悲剧设置的圈套中。

（一） 私欲膨胀和人伦失范

利己主义是古今中外的哲学无法回避的话题，研究者们在探讨这一人性弊病时也在渴望寻求到疗救的方法，徒劳后一丝悲凉了然于心。我们在解读方方的作品时会发现这种为一己的私利的斗争更加让人触目惊心。一篇《落日》由少到老，将“自私”一词演绎的淋漓尽致。子孙辈为了有一份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首先是逼迫老母自杀，其后是将病危的母亲送进火葬场，当得知祖母真的去世后一家人皆大欢喜。晚辈的行为令人瞠目，长辈的举止也让人惊呆。这篇小说中提及的两位老人，除了众人瞩目的丁太还有位王母。虽然她们此时的社会价值大相径庭，但都无一例外是自我私欲膨胀，扼杀儿女幸福的刽子手。可悲的是两位老人的儿女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想以自己的行动感化顽固的长辈，孰不知，瘫痪的王母为了自己终身有人照顾，不惜千方百计阻挠自己女儿的婚姻，大谈女儿的职业偶像“南丁格尔如何了不起，林巧稚如何伟大”活活将一花样少女培养成人老珠黄的老处女；能干的丁太面对儿子丁如虎的妥协亦视而不见，时时不无得意之意，天命之年的黄昏恋就此夭折。甚至丁太最终选择死亡也是泄私愤的表现，想以此让训斥她的儿子“明天心里不得安，一想到明天，祖母似乎感到一丝宽慰，不觉生出几分快感。她咧了咧嘴笑了一下”。①在此方方已将丁太的死亡境遇写得如同生存的棱镜，以无限繁复的折射之光直逼人性的最隐蔽处，透视着生存的根源。围绕祖母之死还展露了其他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无一例外都是作家对于生存本性的深切言说。方方曾说：“你对每一个人物，可以用道德来评判，法官可以说对和错，但是作家却不能，作家应该把复杂的东西表现出来。后来我写小说，我都觉得，这些人，我要去理解他，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即使在写他的对立面。”②在与家里人算计的同时，不会忘记与外面人的巧取豪夺。救赎式人物王加英任劳任怨、尊老扶幼的美德并没有在丁家任何人面前竖起榜样的作用，结果反而成为解救他们的牺牲品。王家英为了让丁氏一家老少脱离相互抗争的苦海，在成成的苦求下，帮助他们开了一份祖母死亡的假证明，当法院以谋杀罪追究丁氏兄弟刑事责任时，丁如龙反咬一口将责任推到王家英头上——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文本结尾虽然没有直接揭露王加英的命运如何，但根据丁如龙的巧言令色，不难想悲剧在她身上的再次降临，“他人即地狱”。方方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道:“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定数和宿命的。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③这些在体现方方作为一个深具悲悯意识的作家同时，不免又打上人性卑微的慷慨悲歌印记。这种存在主义反复言说的人类的自私本性在《风景》和《一唱三叹》都也都体现。《风景》中的父亲为了找回做父亲的尊严不惜痛打瘦骨嶙峋的七哥；大香和小香两姐姐为了寻开心故意在挑拨父亲毒打七哥.....这种个人私欲的蔓延在文本中不胜枚举。《一唱三叹》也有这种私欲的膨胀场景，盈月老师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即便成为左邻右舍的嘲笑对象也在所不惜。

（二） 人情冷漠和世态炎凉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世界变为陌路人，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这是方方在《落日》篇首引自于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此时“家”给我们的生存体验如同荒原中一般寒彻骨，“那种感觉就像艾略特走在伦敦的街上却感到仍然活在但丁的地狱里一样”。④这种人情淡薄的更为荒诞式描写在《日落》《风景》《一唱三叹》等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以其代表作《风景》为例，小说以死去的小儿子小八子这一让人倍感人性冷酷的叙述视角来观察这一家人的生活和讲述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以七哥这个人物的成长作为小说的主线展开情节，同时交织着其他人物的出场。七哥从出生起就在家人的毒打与诅咒中畸形成长。可以说他是体会人情冷漠和事态炎凉的集大成者。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和他的情感只是老畜生对小畜生的低级感情；哥哥姐姐也是以敌视的眼光关注他，抑或当作耍弄的玩具和干活的工具。日日夜夜蜗居在阴暗潮湿的床底，体味到的亲人只不过是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陌路人而已。父亲的概念就是曾令“五哥提起七哥，将七哥推到墙壁前面壁而立。之后又指使六哥扒下七哥的裤子，用竹条抽打五十下，五哥和六哥乐呵呵地干这些”。而此时的“小香姐姐坐在床沿边让大香姐姐用红药水给她染指甲。他俩尖声地笑着”。⑤母亲连头都不会抬一下，只是低着头剪脚趾甲。亲情的残酷在年幼的七哥心间烙下刻骨的仇恨，以致七哥发毒誓：若有报复机会，他将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姐姐全部强奸一次。”⑥ 此时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命体验的传统伦理道德荡然无存，曾经以爱维系人类的温情的尺度也变得混乱不堪，人与人之间交往环境变成阴暗冰冷的荒原。七哥长大后荣归故里，进入家门的必修课便是大吼大叫，借机宣泄童年梦魇般的痛苦记忆，寻得片刻的报复和内心的满足。二哥的殉情消息换来的是爱恋情人杨朗的冷漠，是七哥如同听到一个形同陌生人的离开。决绝、愚昧、麻木如同深秋空旷山林里苦藤上乌鸦的一声哀鸣。

这种荒原式的人性现存状态的叙述是新写实作家笔下常写不败的主题，他们以自己的独特的生存体验言说现实中的人性道德的阴暗，命运抗争的艰辛。文本在进行冷静叙事时也寄托着 “揭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希望，方方的小说也不例外，零度情感介入文本又不失对道德重建的呼唤。本文试图通过上述三篇作品对此主题展开阐释。

二、道德重构的努力

文艺一个亘古不变的使命就是以其内容召唤世人的觉醒。从五四新文学开始，文艺被视为疗救社会病痛的“药”的隐喻式叙事滨彩纷呈。鲁迅甚至直接以《药》作为其小说的名称。在他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⑦新时期的新写实主义叙述在颠覆与改写经典文化价值的同时秉承着这种悲悯苍生的责任，细读新写实主义思潮的作品会发现一种文学与文化或文学与现实的道德重构的期望叙述盈溢于字里行间。方方即是代表。她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就酷爱鲁迅的作品。她声称“深受鲁迅的影响，不可能不吸收他的作品，不可能不喜欢他的书。”她的作品也公认地受到了鲁迅那冷峻、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她所秉有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她不得不召唤道德理想的回归，并且希望在那片冷漠无情的荒原中寻找到一片生命的绿洲。因此，道德理想的重构便成为她作品中或显或隐的主题。

    （一） 知识者的关照

法律以它无条件的强制性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而道德则因它的自我约束性让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其面前束手无策。教育却承担了道德规范的重任，并以知识分子为中介传达着社会的讯息。在方方的以城市庸常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两类作品中，知识者以其言行感染周遭的人群，希冀起到道德感化的潜移默化的效果。《落日》中的王加英站在知识者救赎的角度，让生不如死的祖母早日超度，摆脱人间的辛酸痛苦帮忙开了假的死亡医生证明。凄凉社会一道《风景》便是二哥的“不是死，是爱”的宣言，这句话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希望以爱的方式完成道德伦理的完善；另一是知识份子对建立合乎道德的伦理关系的一种渴盼。在这过程中方方依然没有放弃她知识分子关怀的美好愿望，保留着她对知识者精神价值的认同。在其早期诸如《啊，朋友》等创作中，这种相互关照的获得了良好效果，作品尾巴很光明。后期作品由于“阐释生命的当下生存状态，剖析人性的复杂内组，审视灵魂的幽隐及其变异、探寻命运、追寻价值、执著意义”等方面的焦虑，知识者的坚守总带伤悲色彩。“二哥用眼神制服了父亲用拳头难以治服的三哥”⑧，希望以收教育者的姿态唤醒父亲对七哥这条生命的珍视，激发埋藏在父母心间发酵的人间亲情，世间温情。这就是方方作品中潜在的启蒙知识者意识经受住时代张力的拉扯，在其笔下的再次确认 。正如她自己所说：“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是完满的，但又不能不向现实妥协。内心和外表处在分裂状态”。⑨分裂就意味着痛苦，但是，方方依然执意坚守着，因为，“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为自己的内心写作”⑩，即使现实的残酷匮乏的土壤已难滋养出脉脉温情。小说中还有一处关于知识份子关怀的典型叙述，即杨家父母对二哥以及他家人的关怀。虽然父亲阻止二哥去杨家，拒绝和咒骂这种知识份子关爱，但从一个反面也说明这种关怀存在的事实。《一唱三叹》中的晗妈和她的儿女都心怀天下：母亲为了国家这个大集体忍受母子母女分离之苦，将儿女拱手送走支疆；南生和宁生们远离家园，一个赴青海，另一个去西南一隅。此时这种道德关怀已经超脱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关怀，而是一个生存个体对大的社会家庭的更高层次的关怀。文中的“我”时刻关心着晗妈，是文中唯一懂得晗妈心声的人。在世人将晗妈遗忘，把她抛弃在她那十二平方米的阴暗小屋中时，“我”会在她最无助时送上深切的关爱。南生失踪，“我”几乎隔几天便去看望晗妈；蜀生执意要去青海多龙——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工作。为了安慰晗妈“我”不顾婆婆的反对又一次及时赶到晗妈家里。在晗妈年迈体衰之年儿女都远在他乡，“我”便成了晗妈的一份精神依靠。虽然文本的叙述者“我”与作者不可等同视之，但这种知识份子的关照游走在每个只言片语中，即便是零度叙事视角介入无法掩盖作者知识写作倾向的初衷。

（二）市民的关怀

在方方“没有痛惜，只有难言的苦楚和忧伤”的悲剧叙写中，我们开始怀疑是否有真“爱”存在的空间。局促、荒诞中辗转，一唱三叹，无处遁逃终于看见桃花灿烂。《落日》中的吴肥嫂虽只是街头卖肉的妇女，却满怀热心，积极帮丁如虎介绍合适的对象，好让丁如虎老来有个照应。当得知丁祖母过世，主动带领一些菜场同事到丁家帮忙。在方方满纸荒原式冷漠人情的夹缝中透露出温情的存在。《风景》中这种关怀也多处可见。父亲无法忍受叙述者“我”的匆匆离去，买了口木料做的小棺材把“我”埋在窗下，让“我”可以幸福而安宁地关注着家人。大哥虽然是不苟言笑的硬汉，与父亲可以大打出手，却对卑微的七哥生出无限的关怀。二哥在受到杨家关怀的同时也时刻不忘报恩，当杨朦父母遭受迫害时，二哥及一家人给予了杨朦和杨朗莫大的照顾，连同先前对杨家意见颇大的父亲也帮忙在扁担山给杨朦的父母找到一块栖身之所。围绕七哥的暖色调的故事也还有不少：童年记忆中，捡菜大嫂慷慨扯下菜秧给苦难的七哥和与七哥同命相连的够够，使他们都避免了一顿皮肉之苦。够够也是七哥幼年记忆中一抹色彩，她帮落水的七哥烘干衣服，让七哥冰冷的童心犹存一丝温馨。成年后，尤其功成名就回家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献媚的同时也是一种迟到亲情的关怀。与前两篇小说似乎有点不同的是《一唱三叹》这篇文章中的市井描写不突出，但里面的人与人关怀比前两篇更明显，洋溢与字里行间。晗妈的房间无法容纳子女的团聚，亲情的召唤还是会让远在异地的儿女千里迢迢轮流回来看望古来稀之年的母亲。即使无法容忍狭小的空间也会坚持做子女的孝道，给孤苦的老人收获片刻的天伦之乐。

社会转型期道德的沦丧现状触目惊心，大氛围的环境造就了道德良知的唤回与苏醒不可一蹴而就，方方诸多作家的一丝希冀在强大冷漠的荒原境遇面前无法彰显启蒙的魅力。二哥的殉情未换来过多道德良知的觉醒，王家英也成为重构的牺牲品，晗妈也留下自己孤苦终老，被遗忘在黄昏血红色的残辉里，被遗忘成了深夜里一抹欲哭无泪、欲言无声的幽灵般的黑影，再无人理睬。

参考注释：

①⑤⑥⑦⑧ 方方  《黑洞》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方方王尧：《“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 

③ 王辰瑶:《方方:人本质上有不可愈合的伤口》，《南方日报》2001年

④ 叶立文、方方:《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小说评论》2002年第l期。

⑨ 李赛、曾军:《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

⑩ 李俊国:《在绝望中涅磐—方方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