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江南平原地区围湖造田现象严重，水旱灾害频发。为了趋利避害，江南地区的塘堤圩岸及房前屋后植桑比较普遍，蚕桑生产趋于兴盛。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水土环境再次发生较大变化，蚕桑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圩田、荡地以及旱地的开发利用为基础。[周晴：《明清时期嘉湖平原的植桑生态》，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江南地区的田地类型一般分为田、地、山、荡四种。[ （明）成化《湖州府志》卷八。]田是水田，一般种水稻，地即旱地，一般种桑，山指丘陵山地，荡即水域。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在湖州等地，这几类基本田地又被细分为多个类型，如田又有一般田、圩田、地成田、山成田、荡田的区别。其中荡田又称圩荡田，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平原水网区，圩田、荡田的圩堤多用于植桑。其中圩荡田的开发始于唐，盛于宋，明清继续推进。在太湖平原的低洼地区，“皆筑堤于水中”，形成田中有水，水中有田的岛状圩田，此即圩荡田的典型景象。由于挖掘河泥，垫高田面，沿河港筑起较高的圩埂，形成一个个四周环河的“圩头” [ 浙江省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浙江土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0页。]形成的岛状陆地，圩头大的数百亩，小的只数亩或数分。
圩荡田的开发重点在于圩岸，而圩岸正是栽桑之处。明代朱国祯曾说，湖州地区的圩荡田开发首在堤利：“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六“隄利”]据《南浔镇志》记载，在低洼积水区修筑能够栽种桑树的宽广堤岸，需要把栽种芦苇、杨树和培土结合起来，花费数年功夫，不断地筑实修补。堤成植桑之后还要注意随时加以增筑和维护。因平原低洼地区经常遭受雨涝灾害，荡埂、圩埂上的桑地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桑根外露。如果不积极挽救，就会影响桑树的生长发育。所以如何管理水涝后的桑园，是低洼荡田地区桑树种植的关键，民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抓住时机，用秋冬季的河泥或人粪尿，羊肥壅培桑地，并为桑根培土，从而保障了桑树的正常生长。在嘉湖平原上，圩荡田以湖州所占较多，而湖州的圩荡田又多半集中于中部偏南的菱湖、双林、南浔一带。在圩荡田地区，清代到处都是“漾脚藕花三四里，堤根桑树万千株”[ （清）姚彦渠:《菱湖志》卷二。]的景观。这种桑林景观的形成，正是与当地水土环境以及精细的田地利用措施分不开的。不过，由于地势低洼、水宽地狭，蚕业繁荣时，湖州许多地方，虽然遍野栽桑，但桑叶供应仍然不足，这就造成了江南平原地区蚕桑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因“桑地宜高平不宜低湿，高平处宜培土深厚。”[ (清)孙志熊撰:《菱湖镇志》卷十二蚕桑。]但水多地少的地区，无法获得大量培土，雨涝也对桑树危害较大，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 (清)汪日祯纂:《南浔镇志》同治刻本，董蠡舟《稍叶》，方焘《愁霖行》。]明人朱国祯曾说：“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乌镇等不少市镇则因为桑叶贸易而繁荣起来[ (清)汪日祯纂:《南浔镇志》同治刻本，董蠡舟《稍叶》。]。就是说，在靠近太湖南岸的嘉湖平原北部地区，以及东苕溪以东的部分低洼地区，植桑不能满足养蚕之需，不得不求购于嘉兴的桐乡、石门。与北部低洼地区相比，桐乡、石门一带地势较高，嘉兴“土高水狭而浅，颇不利于田，因多改之为地，种桑植烟。”[ 光绪《嘉兴府志》卷末旧序引康熙县志序。]关于桐乡、石门一带植桑兴盛的原因，张履祥《补农书》以及嘉庆《嘉兴县志》均将之归咎于“风土稍殊，事力各异。”[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注：《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嘉庆《嘉兴县志》卷十六。]虽然同处于水网平原，但桐乡、石门一带在微地形上与其北部地区有所差别，能用来种桑树的旱地更多。[ 周晴：《明清时期嘉湖平原的植桑生态》，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46页。]到了清末，海盐蚕桑业兴盛之时，也须向桐乡买叶：“盐邑地狭人众，力耕不足糊口，比户养蚕为急务。……墙隙田旁悉树桑叶，千斤养蚕十斤，谓之本分蚕。蚕多叶少，为空头蚕，必买叶饲养之。轻舫飞棹四出远买，虽百里外一昼夜必达。”[（清）于尚龄等修:《嘉兴府志》卷十一，“农桑”，清道光三年刻本]因为种桑的收入大大高于稻田的收入，这使得桐乡、石门一带的农民形成了重桑轻蚕风俗。在缺叶的年份，桑叶价格上涨，桐乡农民则宁愿弃蚕卖叶，这实际上保障了北部蚕区的蚕桑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