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导言》，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女性在集体化时代的劳动，不可与往日同语，具有高度公开性和高强度的劳动特点，使得女性身体开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强大的且倾向性明显的政治话语氛围中，阻碍女性劳动的包括身体方面的障碍将被肃清，作家作品在这方面有了较早的书写自觉，将女性形象朝着核心话语所期待的方向塑造着。
衣着是为身体服务的，而身体背后有着社会、政治、文化多重因素的聚焦，因此，衣着成为能够记录历史痕迹且方便观察的物质实体。赵树理的小说中关于衣着的描写并不多见，主要出现在1943年《小二黑结婚》、1944年《地板》等早前创作中，且这种衣着的详细描写有着诙谐的反讽之意。
赵树理将与衣着有关的详细描写放在了三仙姑、地主老婆等形象的塑造上，例如三仙姑的衣着是她人品上饱受争议的引线，不安于农事生活的她下了神每日“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吸引了大量男性在其身边打转。人到中年的三仙姑，“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子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这个“前后庄上的第一个俊俏媳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被赵树理活灵活现的描写成了一个一味追求享乐、不事农耕的跳梁小丑。
如果说《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穿衣打扮多是为传统的乡村道德所束缚，并与之相抵触，那么在1944年《地板》中，关于女性穿着的说辞则多了一层政策话语的笼罩，即劳动价值论的语境。在解放区地主老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诲弟弟老四这样一个道理：粮食不是从地板中而是依靠广大贫下中农的劳动获得的。已近中年的老三开始了对自己的劳动改造，老三媳妇也被偶尔的带入这个改造中来。面对体力劳动，同样从未参加过劳动的老三媳妇犯了难，而牵制住她发挥劳动热情的首要是她为母亲守丧的鞋子，这双“从新穿到破底棱上不准有一点黑”的鞋子。“她走得很慢，看准一个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谨慎照顾她那一对白鞋”，然而没有力气的老三媳妇，面对马粪立插平插都不奏效，反而让自己的白鞋上蒙了马粪。“她把锨一扔，三脚两步跑出马圈来，又是顿，又是蹴，又是用手绢擦……擦了半天仍然有许多黄麻子点；看看手，已经磨起了一个泡来，气得她咕嘟着嘴跑回去了。”[赵树理：《地板》，《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09页。]时代的变化让不谙农事的她走向劳动，身体上所遭受的磨练尚未开始，却已经被自己固化的穿衣打扮牵绊，失去了一个成为劳动者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