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女性主义角度依照女性自身的身体特性，农村女性是否真的适合于高强度的农田劳作有待考证，而历史告诉我们，农村女性从事农田体力劳动的后遗症多有遗留。在高小贤对于陕西关中一带农村妇女产棉劳动竞赛“银花赛”的关注中发现，饱含荣誉和激情的劳动竞赛背后是妇女健康的损害，农药中毒、闭经病、子宫脱垂等，而这些多被历史的述说隐藏起来。[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农村女性在月经、产后等身体恢复的关键时期，迫于对代表收入水平的工分的追求，疲于奔走于劳动场地之间。在赵树理《给邵荃麟的信》一段文字中展示了，五六十年代集体化时代对于妇女劳动力的现实需求和使用情况，“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和筑路吸收了一大批强劳力，因而农业上的劳力减少，工具改革马上补不起这个空子来，妇女虽然比过去出勤多了，但是要求她们完全能抵住男青壮年还不可能”[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在国家的整体建设规划中，对于妇女劳动力的过度期望导致农村女性以疾病为极端表征的身体抗拒，是其在集体化运动中抵触高强度劳作的重要因素。
时隔四年，赵树理在1962年《互作鉴定》中对于这一问题予以了设想，从女性从事技术劳动以及农村副业发展的可能性入手希冀在此找到女性减轻劳动负荷的机会。《互作鉴定》中的回乡学生，女生占了大半，且表现积极，安于农村生产。这不仅是基于她们思想的坚定性，同时也有着政府对于农村女性参加劳动的多种政策性照顾。“公社开养蚕训练班，决定每个生产队可以派一个妇女去学习。决定说可以派可以不派，可是没有说可以派男人。”“我们村里的青年是女的多男的少，所以凡是轻一点的劳动尽量让女的担任。这也是全村人一致同意的。”[赵树理：《互作鉴定》，《赵树理全集》（第六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18-119页。]农村中偏技术、偏向“轻一点”的劳动都安排给了女性，赵树理在小说中提出的是青年回乡安心务农的问题[“在农村里，有不少的中学生看不起劳动，认为当了中学生，就不能参加农业劳动；在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人，认为中学生不能当售票员、理发员，中学生不能卖汽水等等。我接到这样的信，碰到这样的青年不少，感情上就觉得很不安，这是因为青年人受了旧思想的影响。”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却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他对农村劳动性别分配的希望，以这种希望意在消弭现实农村中女性劳动力透支带来的集体事业中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