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书局在出版发行历程中所经历的两次转型，使文通书局从一个“专事印刷”机构成为了一个集编辑、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单位，从一个单一出版贵州地方文献为主的地方性出版机构走向了一个容文、史、哲、工、农、商、法、教以及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全国性编辑出版发行单位，不仅为贵州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同时也使自身成为了能与全国著名的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并驾齐驱的出版企业。
（一）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贵州地瘠民贫、交通闭塞， “一切日需所用，皆仰给他方品物”（华之鸿《文通书局学生毕业训词》），[18]图书亦然，并时常供不应求，教育界常为此而苦恼。至文通书局图书部成立之后，不仅销售该局自己出版的贵州地方文献，如《播雅》、《巢经巢诗钞》、《郘亭诗钞》、《黔南丛书》等，而且代销国内各大书局的出版物和中、小学教科书，如当时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店的《中学生》等杂志以及巴金的《家》、《春》、《秋》，矛盾的《子夜》、《蚀》等文艺小说在贵阳畅销一时。随着营业范围的不断扩大，将图书部改为文通书局贵阳分局，并在遵义小十字设立文通书局遵义分局，聘任李复荃为经理，同样“以经营文通书局出版的图书为主，并代销中华、开明、世界书局的图书并兼营文具、理化用品等业务”。[19]后来又在安顺、毕节等地区设立销售点，由地方书店代销，使文通书局自己所印刷的贵州地方文献和在京、沪各大书局代销的各种出版物行销至全省，“文教界咸称便利，群相称赞为有益桑梓之举”，[20]使贵州“无形中声教所被，造就日宏，厥功盛大”。[21]
如果说图书部的成立主要影响了贵州教育界，使贵州教育在教材短缺方面得到了改善，那么编辑所的成立则满足了各阶层不同的文化需求，正如编辑部的编辑方针所言，“在阐扬三民主义，介绍专门学术，并求学术之社会化、全民化，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建国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兼负整理流通地方文献之责”。[22]文通书局编辑所从成立到抗战胜利的五年期间，出版图书约188种，10万册以上。既出版了如《中国文字学概要》（张世禄著）、《新闻学概论》（谢六逸著）、《经济学原理》（王沿津著）等这样的学术专著，也有如《莎士比亚全集》（曹未风译）、《傀儡春梦》（四幕剧，周剑尘著）、《文成公主》（林刚白著）等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还有青年丛书、少年丛书、科学丛书、公医丛书、保健文库等等，实现了“学术化、全民化”的宗旨，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据华问渠回忆，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邱倬编著的《邱氏内科学》当时最受读者欢迎。马宗荣的《新时代社会教育论》、《中国古代教育史》、沈隽淇、李茂之合著的《生理学试析指导》、刘毂孙的《实用诊疗学要览》、何家泌的《植物生理学》、董每戡的《每戡独幕剧作》、卢冀野的《黔游心影》、张世禄的《中国文字学概要》、王沅津的《经济学原理》、肖一山的《中国通史》等，都为一时畅销之书。编辑所所编辑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的大量传播，在贵州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对贵州民众的认知空间和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对贵州的文化生态重塑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