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小说中 “中国形象”的认知特点

The Cognition of China’s Image in American Chinese Novels

摘要 当代著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推动了美国文坛的亚裔文学发展，并促进了中国形象和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华裔文学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揭示了美国及美国华人对中国的认知变化，特别是80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使“中国特色”非但不再是低劣的标志，反而成了华美在美国的多元文化中争取一席之地的必要资源，反映华裔家庭关系的主题小说不断出现。谭恩美的几部力作《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的女儿》成功地再现了典型的母女关系主题。其母女故事总有中美方文化的对比式背景，母亲是中国形象及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代表着的是中国的过去；女儿做为华裔的后代，接受的是美国的价值观，代表的是现在的美国，经历了被动接受与主动探寻中国文化的回归之旅。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作为中国形象的认知符号母亲反映出了具有美国身份的华裔作家对中国的西方式认知形象和华裔后代通过母亲形象表现出的一种由向外诉求转向内在探寻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

关键词 谭恩美 女儿 母亲 中国形象 认知

谭恩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十分活跃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新生代华裔小说家之一，是美国华裔文学继汤亭亭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至今已出版的小说有四部：《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灵感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其他作品还包括一部自传性散文集。虽然，谭一再表白她的作品旨探究人类的精神世界，并无意于阐述某种特定的文化和历史，但她的几部力作《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的女儿》成功地再现了典型的母女关系主题。其母女故事总是在中美文化的对比式背景中娓娓道来，母亲作为中国形象及文化传统的象征,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碎片,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母亲---作为中国形象的认知符号不仅深刻反映出了具有美国身份的华裔作家对中国的西方式认知形象，而且还反映了华裔后代通过母亲形象表现出的一种由向外诉求转向内在探寻的回归之旅。中国形象作为历史的符号通过母亲的多重身份在冲突、排斥与交融中彰显出来。本文将从小说中作为主体的女儿，被动接受和主动探寻民族化的中国形象的过程，以及作为他者的母亲所传承的民族化形象等方面展开论述，谭恩美笔下的中国形象。

一、     作为主体，他者的女儿，被动民族化与主动民族化的认知过程

    谭恩美在她的几部力作《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的女儿》中重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 在小说中设置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亲和女儿两种角色以及母亲和女儿的两种故事。小说中精美、珍珠、露丝在美国出生并且成长，尽管有一个中国文化背景的家庭和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但她们却对中国文化很陌生。在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华女”们面临着种种尴尬、困惑与艰难，处于被双重“他者化”的境地：首先是白人主流社会的“他者”凝视，如乔顿太太对许安梅的俯视和轻贱；罗丝拥有的优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赢得了出版大亨儿子的青睐，然而男方的母亲乔顿太太却试图请罗丝离开，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其儿子的事业发展，最终她虽然嫁给了心上人，但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成了丈夫身边的摆设，为了爱情而失去了个性和自由，结果她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成为感情上的“他者”；《接骨师的女儿》里露丝也是如此，只是在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与白人男友分居后才重新审视彼此的感情，不知不觉中自己已主动妥协，迎合白人男友的感受，而成为情感上的“他者”；其次是在美国的 “同质化”（homogenizing）或“同化”（assimilationist）种族文化策略之下,华裔美国后代渴望自己的中国族性被强势文化同化, 而成为华裔族群中的他者。 在成长阶段的社会化过程中, 以西方文化和白人为主导的学校、同学、老师和其他组织,使她们不得不面对差异和选择。这种强势社会文化的影响迫使她们期望进入主流社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作为移民的第二代, 在美国的生根与发展已成事实, 这也就意味着她们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白人的价值观和标准, 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服饰衣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视角。放弃少数族裔的固有族性, 改变被隔离的他者状态, 接纳和依附白人文化, 这或许正是华裔融入美国社会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代价。这种期待、向往被“白色”吸收和“同化”接纳的思想在这几部小说中的女儿一代身上表现得异常突出：《喜福会》中精美和其他的几个女儿对母亲的态度， 特别是当阿姨们要求精美去香港会见自己的姐姐，并告诉姐姐关于母亲的故事时，精美告诉她们，对她（她的母亲），她一丁点也不了解。她说话的语气完全是站在一个主体对他者的角度来讲的，对于母亲以及她所代表的族裔文化属性是漠不关心的，也没有必要去关心。母亲们总是以自己的女儿为荣，而女儿们却因为有这样的中国母亲而惭愧。《接骨师的女儿》中的露丝在小学一年级为了证实自己，否认母亲，宁可冒生命危险摔伤自己，而赢得自己在同学面前的“公主”地位；而且女儿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找了白人男性作丈夫，精美、珍珠、露丝无一例外，在她们看来，母亲们的想法与行为既荒唐又可笑，与他们所熟悉的环境格格不入，是她们无法接受的。对于母亲及所代表的一切她们没有兴趣去了解，甚至希望把这种令他们成为他者的东西从生活中彻底消除，向《接骨师的女儿》中的露丝在白人同学面前否认自己有这样一个华裔的母亲。她们采用各种态度--叛逆、排斥、疏离母亲所代表的文化族性。所获得的有关中国的支离破碎的形象只是在母亲没完没了地唠叨中，在令她们无法接受的教育形式、生活方式中被动地、间接地感受到的。##end##

就象“荣格所提出的，人的文化基因的惯性与力量，或者说绝对统治力，有时是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因为人之为人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成型的并反过来作用于这种文化。脐带只要剪断才可以开始新的、真正的人生，然而文化的承传却完全不是这样。”[1] 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儿们，起始并未意识到母亲们的故事对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她们拒听、甚至排斥母亲们的劝诫和故事。但随着家庭、婚姻中一系列的挫败，母亲们的劝诫和预言一次次得到验证，---《接骨师的女儿》中露丝与白人男友的同居生活的现状是母亲十年前就预料到的；《喜福会》中丽娜的所谓平等婚姻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开销都“AA制”清算，追求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的婚姻使丽娜处于感情的迷惘之中，是金钱决定着一切，还是感情决定这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席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温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现实使她们被迫重新正视与反思母女之间的隔阂，重新认识母亲曾经给予她们的劝告与预言，并最终理解母亲们的一片苦心。至此女儿们开始慢慢敞开心扉，倾听母亲的讲述，了解母亲的过去，古老的东方国度的种种具象在母亲的叙说中一一展现，过去与现在、落后与进步、美国精神与中国文化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使甄没于女儿们心灵深处的中国文化族性逐渐彰显出来。如果说母亲们是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那女儿们则通过对母亲们的回忆寻找、探索、自我的文化族性，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女儿们不再排斥母体文化，而是重新认识并理解母亲们，最终认识并理解自己。此时，存留生命深处的文化基因的力量使她们迷惘的生存状态获得某种方向感，更激起了她们在内心深处的一种了解母亲及其所代表的族裔文化的渴望，早年外在的抱怨、诉求、被动地接受逐渐转向内在的渴望、主动的探寻。

二、     作为客体“他者”的母亲，所传承的中国形象

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在中国全都是饱受折磨的受害者——如《喜福会》中安梅和她的母亲，《灶神娘娘》中的雯妮），《正骨师的女儿》中茹灵和她的母亲。母亲作为双重的“他者”形象，其含义有二：其一是东方形象，其二是女性的话语。“因为女儿（即受纯西方文化熏陶的黄皮白心人）的叙述中，真实地渗透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神秘、迷信、甚至是落后的偏见。并且，由于小说的书写对象又是西方人，实际上小说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读者在跨文化文本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回避的文化价值参照结构。因此，对于母亲们的叙述话语，西方读者极可能‘将其中所描绘的异国风情当作一种落后、野蛮文化的遗迹来猎奇。’”[2]

俗语常说“可怜天下慈母心”，天下所有的母亲，不论贫贱贵富、文化背景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对于具有不同成长文化背景的家庭更是如此，且其矛盾冲突的层面亦是多元的，美国华裔移民的母亲更不例外。作为具有传统中国文化背景的母亲，饱尝了旧中国战争的苦难和伤痛，生活的压抑，尤其是那些被夫权压迫，失去自我与尊严的经历，使母亲们选择逃离，来到异国他乡开始追寻新的梦想。作为母亲对于自己的女儿自然寄予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程，希望自己美国出生的孩子能够成为“美国环境和中国性格”的完美结合。“美国环境”意味着一切是“现代的”、“进步的”和“第一世界的”， 中国的族裔文化性格通过母亲的叙事反映出的则是“传统的”、“ 迷信落后的”和“第三世界的”。这样的期冀在现实和小说中构成了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进步的”、“第一世界”俯视“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优势得以确立。而存在于母亲的叙事中的中国永远滞留在了充满伤痛和苦难的年代，永远处于低级、落后的生存状态，在女儿们心中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片凄凉的国度。这就是华裔后裔们在想象中逐渐构成了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刻板印象。

在谭恩美的小说文本中，母亲叙述中这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细节描写更是数不胜数：传说、仪式、风水、算命术、家族礼仪、传统制墨厂的传奇工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接骨师的龙骨迷信等都是被作者乐此不疲地贯穿于系列的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细琐末节在娓娓的叙说中散落到生活的每个瞬间。但也有一些失真的细节在《喜福会》中，许安梅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用小刀割肉给外婆熬药履行孝道。在《灶神之妻》中，胡兰的姐姐爱上了一个飞行员，大着肚子去找飞行员，要他娶自己，而飞行员竟然当众打了她，孩子就在此时出生并且难产，导致了母子的当场死亡，胡兰为姐复仇嫁给飞行员，却又为其忠诚老实而打动。《接骨师的女儿》中茹灵在美国人办的孤儿院得以栖身，又与北大高材生相遇相爱，成婚，后转折赴美；宝姨由于遭奸人暗算，在出嫁那天，遭遇蒙面强盗劫杀迎亲车队和一天中夫丧父亡的凄楚，等等这样的故事情节，稍具理性的中国读者都会觉得极富戏剧性，但这恰恰迎合了西方读者的东方主义情结和猎奇心理，特别是对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语境的西方读者，基于自己对愚昧、落后的东方国度的先入之见，报以一种俯视的唏嘘之态。

三、     美国对中国及其文化形象的认知反映

20世纪后期，谭恩美作为美国华裔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为当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好的范本，通过第三者的眼光看中国，了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谭恩美所塑造的女儿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反映了华裔们在美国的他者生活。在美国的历史上，自华人踏上北美大陆的一刻起，就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了美国社会早期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与种族迫害，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因此华人很难融入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如同众多的“黑人区”、“波多黎各人区”、“意大利人区”、“戚加诺人区”、“波兰人区”、“拉丁人区”等有色人种居住区一样，华人也形成自己的种族与民族的聚居区域“唐人街”。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有色人种的地位虽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白人的优越性地位依然是毋庸置疑的，白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文化准则依然是判定其他一切“颜色”的标准，“白色不必承认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组织性原则”，因为它就是社会和文化的组织性原则。因此华裔的后代所接受的是美国的强势文化的熏陶，在思想上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但是黑发黄皮肤的外形又使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成为“他者”。为了摆脱“他者”的地位，华裔美国后代在他们的早年成长时期，坚韧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模式和“白色”的社会文化准则，排斥华裔的民族文化。林英敏曾坦言：“我是受鹅妈妈（Mother Goose）童谣和欧洲童话的滋养长大的，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变成一个金发碧眼的公主。”[3] 林英敏的表述反映出了成长于双重文化环境下自身真实地感受，也是华裔后代在早年成长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但是“许多华裔倾其一生寻找进入美国主流文化之路时发现，他们跳不出华裔属性这一中心，因为霸权话语始终不允许“他者”中心化。结果，华裔的属性认知轨迹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循环：以拒绝排斥中国文化为起点，到被双重边缘化的两难境地，最后回到中国文化，融合两种文化。”[4] 谭恩美的《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的女儿》中的女儿们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文化背景下，对于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形象从开始的排斥到最后的融合，经历了一种由外在的诉求到内在探寻，由被动民族化到主动民族化的双重历程。在作为美国人的女儿们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及其文化形象从18世纪的绝对排斥到20世纪的逐渐的产生好奇并接纳的认知过程。谭恩美小说的成功有力地说明了西方人对东方神秘古国的好奇，期待更多地了解中国这一事实。当然美国甚至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与与中华民族近些年的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有重要的关系，西方的关注与自身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形象。谭恩美等华裔作家无论处于什么身份，对于这种改变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他们笔下的中国及其形象又是失真的、想象中的。

谭恩美第一次把主流美国人的眼光吸引到向来不被注意的中国城来。作为美国人她不熟悉中国的现实生活，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她心中的中国仅仅是从母亲支离破碎的回忆中，通过想象构建起来的，是以间接的方式得到的，因此无法把握真正的中国形象。其小说中许多中国文化形象的再现，比如中国旧历除夕的过年方式，中国的“媒妁之言”的求婚与恋爱方式，女性恪守妇道的形象，旗袍小褂、日常饮食、祈祷方式等等，都折射了中国的文化形象。其叙述中的中国形象自然存在很多的失真之处，令中国人在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她们所重现的旧中国的刻板形象。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分析，外国人书写的中国题材的故事，是否能从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不出的盲点？也许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故事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但是作品的价值也恰恰就在于这种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为中国提供了可供人窥见的窗口,向不熟悉华人生活的美国人展示中国想象；反之我们通过谭恩美小说的成功，从西方人悦纳的眼光中了解中国在西方的认知形象。张艺谋所拍摄的荣获国际大奖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题材多反映的是愚昧、落后、低级的旧中国形象，迎合了西方观众的东方主义情结或猎奇心理，恰恰是这样的一种迎合使张艺谋走向了世界。通过电影这个窗口，表象上是向外国观众展示了一些非常古老的中国风情,而其根本的目的是拉近了我们与西方观众之间的距离,改变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加深相互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与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有异曲同工的作用，都起到了窗口的作用。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美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 它真实的呈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语境下的真实环境，它的价值取向实质也是在全球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的成功范例，而谭恩美的小说堪称是探索这两种异质文化关系的范本。作家本身具有的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强烈的文化感受力、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经验，以及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并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引起了美国华裔、族裔及白人读者的极大兴趣，这不仅为21世纪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竞争提供良好的参考依据，而且对在目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或文学艺术推进跨文化、跨民族等异质文化之间的交往、对话与理解，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  李贵苍：《多元文化语境中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探讨与争鸣》，载《华文文学》,2003年第3期。

[2]  张琼：《《灶神之妻》与华裔文学中中国文化形象之反思》，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第449期。

[3]  Amy Ling, “Whose America is it?” Transformations, V. 9. N.2,9/30/1998, p. 6.

[4]  张龙海：《双重属性的探索与构建—评美国华裔作家黄玉雪的属性认知三步曲》，载 英国剑桥大学中文期刊《剑河风》2002年第2期。

参考书目

Amy Ling, “Whose America is it?” Transformations, V. 9. N.2,9/30/1998.

方红：《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英文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李贵苍：《多元文化语境中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探讨与争鸣》，《华文文学》,2003年第3期。

林涧：主编 《华人美国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刘熠：《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从水仙花、黄玉雪、汤亭亭到谭恩美》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出版日期： 2006年3月10日。 

蒲若茜、饶芃子：《华裔美国女性的母性谱系追寻与身份建构悖论》《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谭恩美：《喜福会》, 程乃珊, 严映薇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谭恩美：张德明，张德强译，《灶神之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主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张龙海：《双重属性的探索与构建—评美国华裔作家黄玉雪的属性认知三步曲》,《剑河风》2002年第2期。

张琼：《从皈依到寻找传统：美国华裔文学发展轨迹的思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4期。

《《灶神之妻》与华裔文学中中国文化形象之反思》《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第449期。

Abstract: The famous American Chinese writer Amy Tan brought ou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Asian Literature, and had a strong effect on the spread of China’s image and culture in America. Chinese-American writers reveal American and Chinese American’s congnitive changes to China through the works of diiferent periods. Especially after 1980s,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multiple culturalis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no longer the mark of the low, but became the main resource that Chinese-American writer fought for their position in American multiple culture. As a result, appeared many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reflecting Chinese-American’s family relationship. Several important novels by Amy Tan successfully reoccur the typical motif of mother- daughter relationship. The compararively cultural background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is often set in the story of mother-and-daughter. Mother is the carrier of China’s image and culture, and is the media of history and memory, and is the bridge connecting past and now.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xtended through Mother, history and memory is also rebuilt through Mother image. Mother, as a cognitive sign of China image, not only reflects American Chinese writer’s western cognitive image to China with their identities of American citizen, but explores the American Chinese’s return from the external appeal to the internal research through mother image.

Key words:  Amy Tan  daughter  mother  China’s image  Cogn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