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僚集团内部，并非只有文官之间存在着社会张力，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同样十分明显。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自洪武以来，就具有重文轻武的倾向。至万历年间，这一倾向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当时，文官集团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与此相对，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从宏观上看，这一局面是一元化政治组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从微观上看，这一现实也深刻体现了文官与武官在施政原则上的冲突。在两千年来孔孟之道的熏陶下，帝国的文官一向以维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要点。对他们而言，动用武力是不得已的下下策，是事情失败的象征。而武官在战争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血气之勇。多年的儒家教育灌输给文官的是中庸之道，是稳健和平。但与此相反，武将所处的环境却不允许他们产生中庸的想法。残酷的战争环境要求武将具有的是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勇毅果敢的决心。因此，文官与武官的处事风格和施政原则是大相径庭的，而他们之间的张力也在所难免。明代万历年间重文轻武的倾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张力，不仅导致了武官行事时饱受牵制的局面，而且还引发了军事腐败、国防薄弱等一系列问题。
戚继光在即任军队长官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不仅要抵御倭寇的侵袭，还必须从根源上治理军队问题，组建一支有力的军队。因此，戚继光从确立军法入手，实行集体负责的制度，力图形成铁一般的纪律。此外，他还分配了列兵的职务，规定了军饷的数字，明确了官兵的职责，甚至专门撰写了一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明代军事著作，属于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在戚继光有条不紊的安排下，一支强有力的新军迅速崛起，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对敌勇猛，战术灵活，有效地打击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由于戚家军属于戚继光的个人部队，故文官集团对其的态度多为猜忌而非褒奖。在文官的心目中，戚家军并非边防的守卫者，而是国家的威胁，它的壮大破坏了现有秩序的平衡，因此必须多加警惕。另外，戚继光本人与张居正密切的来往同样饱受文官诟病。事实上，正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才得以暂时摆脱文官的掣肘，在军队中推行一整套改良的措施，取得累累军功。但这一点也为戚继光日后的失势埋下了祸根。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便接连受到弹劾，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一代名将最终如此惨淡离世，不禁令人唏嘘。但戚继光的不幸遭遇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张居正的倒台，更多地却应归因于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戚继光在军队推行的一整套措施不仅使其队伍迅速强大，也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分布，影响了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旧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戚继光便不得不被卷入新的漩涡，再难全身而退。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文官所占据的有利地位又放大了戚继光的劣势，使其最终沦为朝堂斗争的牺牲品。从长远上看，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是传统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明代的社会背景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张力，即使英明神勇如戚继光，也难以逃脱这一张力的作用。此后八旗军的崛起，各地农民战争的爆发，乃至最终明朝的衰亡，无一不与当时这种文武失衡的状态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