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笔译是书面语之间的转换，口译是口语之间的转换，原语和译语模态上的差异将笔译和口译区分开来。Kade（1968:35；转引自Wurm 2010: 37-38）批评了基于原语和译语模态来区分口笔译的观点，主要从翻译所用时间、原语的可及性、译语的可修改性三个方面阐释了笔译和口译的差异。从翻译用时上看，笔译更加充分，而口译需要即时完成；从原语可及性上看，笔译可以随时回访原语，而口译原语转瞬即逝；从译语可修改性上看，笔译译文可以多次修改，而口译译语的修改局限较多。
此外，口笔译更加清晰的区分是随着口译独立地位的建立及翻译学科的确立相伴发展的。口译曾因“翻译等同于笔译”、“译员等同于译者”（Schäffner 2004:1）的认识被过度边缘化，但是随着口译职业化进程的开启，1919年的“巴黎和会”启用交替传译，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启用同声传译，口译的独立地位得到了提升，使得口译在“翻译”统称的屋檐下，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开始与笔译比肩。口译以其独特的工作模式得到更多实践人员及实践型研究者的关注，系列口译手册式专著的出版也促进了口译职业化进程。Munday（2001/2008:13）指出，口译的活动过程和技能要求都与笔译不同，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将口译作为独立于笔译的过程来看待。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在研究层面，口笔译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口译更多关注“当下即时”的翻译过程，而笔译更多关注翻译产品及其对于文化系统的影响（Fraser 2004:57）。Gile（2004:23）认为，口笔译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目的都不同，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另一方提供借鉴。
实际上，虽然对于笔译和口译的传统划分与语言的口语和书面特性划分相呼应，但随着交流方式更加趋向多模态，对于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已被诟病且解构（Camitta 1993；Barton, Hamilton & Ivanić 2000）。面对动态变化、多元复杂的翻译实践活动，仅靠原语和译语模态上的差异来对笔译和口译进行区分是不足够和过分简单的，甚至是局限的（Cronin 2002: 388），传统的口笔译二分定义方法存在问题（Wurm 2014:250）。实践对于翻译产品产出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机器参与度越来越高，这使得笔译更加趋向限时甚至即时翻译，因而笔译和口译更加接近了。
此外，研究者倡导应在翻译学科框架下探讨口笔译之间的关系（Pöchhacker 2004a:9）。Salevsky（1993:164）强调，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不应作为特例存在，应为翻译研究做出更多理论及方法论上的贡献。Schäffner（2004）的研究探讨了口笔译之间的联系、重合和兼容性。Pöchhacker（2004b:114）认为，口笔译不是只在横档处有所交叉的并行的梯子（Gile的观点），口笔译应是有机的整体，两者的关系就像一棵树，树干植根于两者的相同之处，可以派生不同的枝杈。刘宓庆（2004:7）也有类似的观点：口译和笔译都是翻译语言游戏，作为语言游戏家族中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有时是整体的相似，有时则是细节上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