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它赋予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1](p263) 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被接受的社会身份或者在家庭中的身份，都统称为伦理身份。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的主体产生约束。在文学文本中，所有的伦理问题都与伦理身份有关，伦理身份的混乱必然导致伦理秩序的混乱，导致伦理困境的出现。当代美国非洲裔人面临的诸多伦理困境无不与他们伦理身份缺失有关。身份始终是美国非裔人追寻的目标，是他们为之而痛的历史问题。要想弄清黑人身份困惑的缘由，必须追根溯源，回顾历史。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研究要从历史的角度研读文本，“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1]（p14）只有研究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才能理解人物的处境，找到伦理问题产生的症结。
众所周知，历史上美国非洲裔人的祖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邪恶的奴隶制时期，他们被迫抛妻离子来到陌生的土地上，一方面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另一方面还遭受身体人格的践踏，他们被当作牲口任意出售转让，像牛马一样在田间劳作。这种“非人”的待遇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人为的被贬低为“动物”一类。在欧洲白人殖民者眼里，他们的身份是“动物”而非“人”，“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伦理关系被转化成为“人与动物”的关系，原来人们普遍接受的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标准失去意义，伦理身份、伦理关系的错位从而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欧洲移民者最初漂泊而来追寻的目标、民主社会向人民许诺的自由、平等、人权在扭曲的社会伦理形式下无法真实地“兑现”。至今黑人仍无法真正享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历史的余孽总会以各种微妙的形式像挥之不去的阴影时隐时现，影响他们的生活,阻碍他们履行正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美国南方是蓄奴制最早兴起也是最猖獗的地方，十八、十九世纪无数非洲人为此沦落为奴并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内战后，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美国国会签署《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但美国黑人并未得到真正的自由。美国重建时期，南方白人民主党统治的南方各州实施的一系列吉姆·克劳法公开将白人和黑人分为不同等级，美国高等法院公然承认种族隔离的合法性。显然，这与建国之初《独立宣言》中写的“所有人类生而平等”和《美国宪法》“保证自由”的宗旨相违背，肆意破坏社会道德准则，扰乱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使美国黑人陷入身份困惑而无所适从的境地。“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观念催生的诸如理性丧失、秩序混乱、道德失衡等伦理问题，迄今在美国南方依然可见。
沃德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长在密西西比州一个闭塞、落后的海湾小镇，当地百分之三十八的居民是黑人，这是一个多种族杂居之地。然而，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多民族的融合在这里并未留下踪迹。黑人和白人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毫无交集。他们从不讲话，白人的商店也不把东西卖给黑人，他们不承认黑人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歌唱吧，未埋葬者，歌唱吧》中，乔乔的白人爷爷始终不肯接纳他的黑人儿媳甚至孙子，即使在他们一行经过数日车马劳顿接回他刑满释放的儿子，偏执的老头仍丝毫不动恻隐之心，无情地将他们驱之门外。由此可见，种族主义在南方是多么根深蒂固。甚至在危难之时，仍有白人见死不救。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方，整个小镇房屋被毁，作者全家无家可归向一家白人求救时，他们拒绝施与帮助。时至今日，有些白人仍视黑人为“异类”，是愚蠢、低能、下贱、无用之辈，不肯接受他们的社会存在，不承认他们的社会身份。黑人始终是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他”者，无法作为特定“阶级”的一部分融入整个社会，无法实现他们在社会中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为此，他们不能履行正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能通过发挥自己的社会角色获得自我身份意识。社会评价体系、伦理道德的失衡使他们陷入身份的困惑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