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乡村振兴需求的因素众多，总体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图1）。宏观层面主要指国家顶层设计这一制度性因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重心不断向城市转移，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则充当城市发展的“仓库”角色，源源不断向城市输送资源、粮食、劳动力、土地，甚至是良好的生态环境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部分区域工业化进程由初级阶段快速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黄群慧，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城镇化快速推进，截止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持续为经济增长释放动能。与城市繁荣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的衰落，乡村发展动力严重不足，面临的现实问题较为严峻。对此，党的十九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又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国家层面进行规划引领、宏观调控、统筹推进，极大地增强了各地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
中观层面主要指基层公共政策供给和基层政府服务。基层公共政策供给能有效解决现如今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生活、生产需要，休闲文化等公共设施短缺，农民基本社会保障服务供给不足等。基层公共政策供给的主体多、内容多，其中主体主要涉及农业部门、交通部门、财政部门、社保部门等，做好各部门发展规划相衔接，积极推进“多规合一”，保障经济发展各环节间的互联互通、协调运作；加强基层公共政策供给的针对性，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切实保障政策供给的及时、有效和全面。乡村振兴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是人才短缺，表现为乡村留不住本地人才，也吸引不了外来人才，这主要与乡村发展的相关要素供给不足、下乡发展风险高、公共服务配套不健全等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外引人才还是本地农户对乡村振兴的需求仍处于抑制状态。基层政府服务影响乡村振兴需求主要体现在基层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者和实施者、公共管理的服务者，将影响基层资源的有效配置。回应性治理是政府服务需要的逻辑起点，也是各项农村政策在基层实践的基础（陈浩天，2014），因此应加强基层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双向有机联动，建立农户反馈机制，及时传达民意，充分体现政府服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微观层面主要指农户特征，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活在农村，了解乡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之一，不同特征的农民对乡村振兴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