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为宣传民众积极抗战，文艺界将文艺大众化提到了最为迫切的议程。抗战初期的解放区作家倡导文艺大众化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即是在文学创作中将民间旧的艺术形式与新内容进行整合以普及大众，这一举措在初期取得一定的成效且文艺界对此未作过多讨论。随后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延安解放周刊（第五十七期）[J].延安：延安县新华书局，1938.
]一文，由此引爆了关于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其论争盛况不仅局限于解放区文艺界，甚至波及国统区的战时文坛。《现代文艺》参与了这场论争并就文艺大众化下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各抒己见，具体到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定义、建构，以及文艺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五四文学的“新形式”、外国文学形式与文艺的民族形式间的关系探讨。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文艺》在其创刊号上便登载了文龙的《文艺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文中引用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大众化与民族问题的认知给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下了定义，“大众化就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换句话说，要用中国的民族形式来表达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文龙.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J].永安：改进出版社，1940：3.
]文龙就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提出应利用旧形式及对创造新形式（反欧化的新形式）的可靠路径。石滨的（卢茅居）《民族传统与世界传统——民族形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则就文艺大众化的推广抉择出民族形式问题的具体路径，他指出民族传统应广纳旧文学、现有的民间形式、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在继承民族遗产的同时接受世界文艺的优良传统，将二者有机融合，并加以批判继承，以此解决民族形式的创造问题。契若（邵荃麟）的《从××风谈起》[ 契若.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五期）[J].永安：改进出版社，1940.
]另辟蹊径，他并未对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路径，而是通过对世俗作品畅销风行的内在动因进行解析，了解到世俗文学因其趣味性吸引了一批数目可观的小市民受众群，由此反观抗战文学的普及受阻，究其缘由为小市民缺乏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知及抗战文学作品中显露的语言贫乏且无中国特色等劣势。契若试图探究抗战文艺大众化受阻的根源，期望更多的抗战文学创作者能有所觉悟，创造出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以推动抗战文艺大众化的向前展开。
纵观《现代文艺》中探讨的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途径的方法论，旧形式的利用可谓这一论争的热点话题。《现代文艺》关于旧形式的利用的要点讨论，尤以杨洪（王西彦）的书评《新水浒》最为显眼，杨洪以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介入到谷斯范的新作《新水浒》，随后对其进行点评，他在肯定《新水浒》的主题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利用旧形式叙说新内容的表现手法予以否定，指出《新水浒》因借用旧形式中夸张通俗的表现手法，从而造成人物个性与故事艺术失真的缺陷。即便如此，作者并不否认利用旧形式于通俗文艺工作推进的价值。他所理解的旧形式是受限于社会现实，为此曾明确表示拙劣庸俗失真的旧形式的利用尚且谈不上民族形式，应对此予以猛烈的抨击。对于旧形式采用的问题，杨洪对旧形式的利用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决不否认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但新的内容要求着新的形式，我们决不能为了迁就形式的通俗，使内容削足适履。有人把民族形式理解成单纯的形式问题，以为尽量地将新内容装进旧形式中，以促进内容决定形式的过程；或者说，由旧形式的运用以达到新形式的创造，根据新形式发展的法则争取新形式的建立，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做法。因为，民族形式的问题绝非单纯的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我们必须理解到改造旧形式决不能解决民族形式的创造，创造民族形式的基础就在于作者的深入生活以及对于变革世界的实践态度”。[ 杨洪.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五期）[J].永安：改进出版社，1940：223.
]作者所抨击的庸俗失真的旧形式中存在的夸张变形实则是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人民、抗战历程的过度简化，若是在文学创作中采用此种旧形式极易造成文学艺术失真从而失去创作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