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文学创作中惯用的“公式主义”、“市侩主义”等狭隘的现实主义在战事紧迫之时已严重阻碍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进程，《现代主义》就这类不适宜的创作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的批驳。于此同时，抗战文艺界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读也是由来已久，东南抗战文坛的关照下的《现代文艺》也对此展开了相关的论述，并就其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了批评指正。
（一）对公式主义与市侩主义的批驳
《现代文艺》的首期“短论”就推出了杨洪的《批评家的新任务》，作者针对彼时存在的“公式主义”的不良习气明确指出“在抗战的现在，现实的丰富与复杂是可惊的，决不是单纯几个概念的概念就够用”。此时杨洪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抗战文艺中的一些浮于片面化的问题，他提出要对文学创作及文艺批评的公式化进行双重防御，努力对新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推广。其后刊登的石滨（卢茅居）的《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文中通过对“伟大的作品”的探讨，引出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的探究，严厉抨击脱离抗战现实的“唯前线主义”及尖锐地指出抗战文艺中遗留的“公式主义”与“摄影主义”的荼毒，他表示“主题的浮面化与作品的图示化，是归根于作家对于传达艺术的政治或宣传任务底过分急性与对于客观现实发展的认识底不够深刻”，作者的态度表明他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公式化的批评对于作家甚至是文学作品是毫无意义的，应提醒文学批评家们要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文本鉴赏并全力克服“公式主义”对抗战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遗毒。这一批评主张在随后一期推出的“作品评介”中的《<扯旗树>和<洪照>——欧阳山先生底创作方法检讨》得到适时回应，石滨围绕着欧阳山所创作的两部具体作品做出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作品中的语句欧化、题材奇异、内容的呈现缺乏生活实践的毛病，且两篇文章的主旨仅仅停留于逻辑平面而违反了民族形式，不利于抗战时期文艺现实主义的大众推广。这篇书评将现实主义与文艺大众化放置同一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了抗战文艺理论的新高度。石滨自创的前主张后实践的文学走势，足以见证其作为一个文学斗士通过文学创作实践来验证其精神追思的执念。同期还刊登了维山（冯雪峰）的《文艺与政论》，文中在对文艺与政论的关系解读中提及早期文艺与政治联结所产生的“公式主义”错误倾向，并对“公式主义”的产生追根溯源。他认为“公式主义”的来由一方面是因为作家缺少生活实践，尤其是缺乏独立思考与审视现实的魄力；另一方面是文人群体的言论自由受到制约及浅薄政治偏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探讨一番过后维山提出作家应从问题的根源中摸索出消解“公式主义”的现实路径。
《现代文艺》的第一卷第四期的“短论”一栏刊登的三篇短文各围绕着文艺批评、文学主题、方法论三方面对狭隘的现实主义阐述已见，莫荣的《扩大视野》就抗战文艺的批评活动中显现的批评公式化提出异议，指责批评家们的视野太过狭窄及其文艺批评“只是一种空泛的陈腐的概念”，并联系第一卷第一期杨洪的《批评家的新任务》所提示的要点，强烈要求对抗战文艺界的文艺批评进行清算。题桥的《还是老实一点吧》则揭示了诗歌散文创作中存在的严重脱离社会实践的走向，并对若干唯心的虚伪的文学创作的两面性进行犀利地批评，“一面是抗战八股，一面便是无病呻吟”。文龙的《创作者的理论修养问题》则是从方法论上给狭隘的现实主义提供指导，他主张作家创作应从生活实践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现对抗战现实的深刻认识。上述这类短篇论争都存在提出问题却未深入探讨的毛病，浅尝辄止，犯了陈平原所指出的报纸文学期刊的通病，“都是豆腐块，活泼有余，大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