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左翼抗战文艺界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态度也因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逐渐演变成文艺论争向政治讨伐的过渡，且对这一具有政治性的反面案例是持全面否定的尖锐态势。倘若将文艺论争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去合理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整个抗战文艺界所持的态度则显得相对和缓理性。
《现代文艺》在办刊过程中极为重视文艺期刊的社会功用性，而这一时期的社会功用属性的最大体现就是对抗战救亡的宣传。在此理念的灌输下，《现代文艺》高扬培养文艺新军的旗帜，为的就是唤醒广大民众投入到更为广阔抗战领域，利用文艺战士的爱国热血对抗战进行有力的宣传。这一宣传举动便可大致推测出《现代文艺》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解读中所持的态度见解。
维山（黎烈文）的《文艺与政论》曾就战时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细致解读，他在文中高度认同鲁迅对于文艺与政论的关系体认，由此提出“从文艺本身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性来看，文艺可以说是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的形态；文艺与政治的结合，不但是完全可能，还正是文艺和生活的密切的关系所极自然地要达到的结合”的观点以充分肯定文艺与政论的结合。于此同时，作者也对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予以深刻认知，他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道出文艺创作的真知，“作者的意义越是隐蔽，对于艺术作品也就越发好”。这一观点的输出足以见证作者理论层次的高度，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他希望文艺是纯粹的，而不是政治强力制约下的附庸品。他在认清社会现状的同时也能回归到对纯文艺的自由向往，在这一点上作者已超脱了大众普遍对于文艺与政论的狭隘解读。最后，作者辩证地对这一关系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予以兼论，认为“抗战八股”与将文学创作沦为政治口号的文创走向是对文艺与政论融合理解上的谬误。维山在文末对症下药，要求“政论要深入社会思想形态的斗争，而文艺也要深入现实与政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结合，使得文艺具有政论性的同时又不失文艺的艺术性”。维山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读已然超越了梁实秋所提倡的“与抗战无关论”的偏激思想，他在契合时代背景的要求的同时也能遵循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一文艺与政论的结合思想在当时是极富深刻见地与蕴意的。白蕖的短论《艺术形象的锻炼》也在极为简短的文字中表明“从政论到艺术，这中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这一陈述为读者理清了彼时文学动向遗留的问题所在。显然，白蕖已经介入到文艺与政论的关系的解读之中，但她并未在文中标明自身的态度，只是单纯地从文学艺术的锤炼出发主张文学创作者应将所有的主题消化成为自我创作的血肉。这是从方法论层面上去阐述文学创作者在写作时应通过对社会生活及现实的体验与理解去摆脱政论阴影，从而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读更为清晰明了的是李泰的《关于“向远大发展”及题材问题》，他在文中明确宣称惟艺术主义的文艺在战时处境中是不应该且不现实的，同时也表示惟政治主义与惟宣传主义主张于抗战文艺而言也是不合时宜的，他简明扼要地用一句话表明了他所理解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艺术的价值，根本地说来是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只有围绕着社会与政治的发展才能具有其真正的价值，进一步强化了文艺与政论结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