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当朝期间，穷兵黩武，兴利鬻爵，重用酷吏，打破了之前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对国家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在《平准书》中司马迁指出汉代酷吏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造成的恶性循环，对汉武帝的弊政表现出了强烈的谴责。另外，司马迁为伸张正义却惨遭宫刑，他本人的遭遇正是酷吏政治的体现，我们可以想到司马迁心中的愤懑。所以，这二者成为了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提出对汉武帝讽喻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一）汉武帝穷兵黩武，兴利鬻爵，重用酷吏
汉武帝发动战争，导致国家经济凋敝，破坏了汉朝自建立以来国泰民安的稳定性。司马迁《平准书》中分析了武帝时期的社会形势。汉朝初兴时，承接着秦朝凋敝的政局，所以社会生产艰难，物资匮乏，“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经过孝文帝、孝景帝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朝建国七十余年时差不多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府库丰盈，百姓安居乐业，举国上下欣欣向荣。司马迁不惜用近百字来形容这种繁荣的局面：“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然而，这一片河清海晏的盛况很快被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打破了，先是严助、朱买臣等人为招来东瓯、平定两越导致江淮一带贫困骚动；再有司马相如为打通西南夷，导致巴蜀百姓疲惫不堪，而且汉武帝主张攻打匈奴致使将士疲惫，百姓困苦，国力衰退。再加上大将军之出、浑邪王之降、置沧海、伏马邑、筑朔方、置番禺郡等一系列战事，致使国力几乎耗尽。“于是县官大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当时的财政情况进行了多次痛心疾首的表述。可见因为汉武帝的“多欲”、好大喜功对汉王朝和天下苍生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司马迁对武帝穷兵黩武的痛悼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空缺，汉武帝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实行与民争利的敛财政策，兴利鬻爵，如“武功爵”制度的实施，这导致官吏选拨制度遭到了破坏。《史记论文》中对此归纳得极为全面，兴利之事有“更钱、铸币、白鹿皮、白金龙马、盐铁、算缗、告缗、水衡、上林、三官等是也”。鬻爵之策有“入财、人羊、人谷、入奴婢、武功爵等是也”。这些政策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因官员素质良莠不齐，为国家敛财的过程中有的趁机中饱私囊，导致吏治腐败，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商人趁着币制改变，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以敛财为原则的法律标准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正常商业萎缩,奸商横行,罪犯霸道。”司马迁对此痛斥：“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表现出武帝推行一系列不恰当政策对社会秩序的扰乱。另外，《酷吏列传》中的义纵就是因为反对杨可推行的“告缗”政策被武帝处死的。因为侵犯了汉武帝的权益，就不念其往日之功，直接处死，可见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是何等严酷。汉武帝穷兵黩武，兴利鬻爵，不断与民争利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为了稳定社会，汉武帝重用酷吏之臣，以暴制暴。当时，“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所以，司马迁发出了“兴利之臣自此始也”的痛悼之辞。关于汉武帝对酷吏的重用与纵容，下文另有作详细分析。司马迁对汉武帝对重用酷吏的方针是非常反对的，他秉持崇尚德治，反对刑罚的思想主张。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3803法令只是一种工具，绝对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他认为治理国家在于道德，不在严苛的刑罚，希望有一种宽松的社会局面。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也表现出他反对繁刑峻法的政治态度，“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并且列举了孙叔敖、子产等善于以德化民、不扰民的一批官员，其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大批酷吏横行于世的局面，进一步的就是讽刺武帝的酷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