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极擅使用反复强调的手法，钱钟书曾对此有言：“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11]448此处的累叠即为反复，洪迈更是在《容斋随笔》称赞《史记》的反复手法：“……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12]496《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反复强调汉武帝重用酷吏之臣，十人“竟未有一个不蒙天子宠任”，[13]401这尤其体现在他们造成极大的杀戮后汉武帝对他们的支持上。也反复强调各酷吏的武健雅酷和悲惨结局，意在表示酷吏的悲剧命运。在反复强调的背后隐含的正是司马迁对汉武帝重用酷吏的讽刺与不满。
（一）反复强调汉武帝对酷吏的重用和支持
《酷吏列传》中的酷吏十人，郅都、宁成和周阳由三人是主要处于景帝期间的，接下来的七人，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杜周都是正值武帝当朝期间。司马迁对后面七人的描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上以为能”“天子以为能”“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上闻，迁为……”，这类措辞表示武帝对这几位酷吏的赏识，并多次授予高官。如：对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1]3809；对义纵：“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1]3817；酷吏中最恶毒的王温舒，更是因为其杀伐果断，两次升迁，“上闻，迁为河内太守”[1]3820“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1]3821及至后来的尹齐、减宣、杜周等人皆是如此，不一而足。《史记论文》里如是云：“此传以‘上以为能’‘上以为尽力’等句为骨，盖酷吏深结主知，方能行其威武，是史公着眼处。”[2]73《史记论文》指出酷吏如此胆大妄为，是得益于汉武帝背后的支持。《简松堂文集》亦如是云：“然酷吏之所以为酷者，仍恃朝廷之法，使天子持其平，或知其酷而不任用，虽郅都百辈，又乌从逞其志而肆其毒哉！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于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6]706司马迁施力最多的张汤，因治陈皇后蛊狱之事，“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1]3810；他处理案件打击大臣手段狠毒，武帝“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1]3812张汤上朝议事，汉武帝忘记吃饭；张汤生病，武帝亲自探病，甚至到了“天下事皆决于汤”的地步。司马迁不惜笔墨，为的是讽刺汉武帝重用酷吏，进而导致酷吏政治盛行的行为。历代名家不乏此说者，袁枚在《随园随笔》称史公这种反复强调为“榜书之意”；[6]70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称呼之为“纾其词耳”。[6]706清人牛运震更加直白：“《酷吏传》伤武帝之峻刑也。武帝之世，烦本苛法，以严酷为治，怨愁渗伤，民几不聊其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恻然伤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发之。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拳拳垂戒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6]704对这个问题，前人之述备矣，兹不赘述。
另外，汉武帝重用张汤、杜周等执法严厉的酷吏，不断肯定其功绩，为他们加官进爵，这激励酷吏大开杀戒，也导致了阿谀奉承风气盛行，以致于酷吏处理案件时更存在颠倒黑白、不按照法令行事的现象。社会越动荡不安，武帝就越重视对酷吏的提携，酷吏也越投其所好，以杀人为快，而这并不会制止社会的不正之风，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就造成了“法令滋章，盗贼多有”[1]3803的现象。盗贼越多，酷吏越严苛，酷吏越严苛，为了逃避法令制裁，盗贼就越多，这样周而复始，导致社会更加混乱不堪。细细分析，汉武帝是酷吏政治的“罪魁祸首”，司马迁虽未直接对汉武帝口诛笔伐，却运笔于无声之间，我们不难窥得他心中的愤懑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