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宋的灭亡，金军开始挥师进入陕西。宋朝主帅张浚不顾众将反对，合五路之师与金军战于富平，因指挥不当造成宋军大败。不得已张俊命诸将退出关中之地，而以“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利州路开始直接暴露在宋金对抗的前沿，成为西线战场的中心。
在张浚尚未宣抚关陕之时，朝官汪若海便认识到了川陕地区的重要性，他指出：“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而今，关中已陷，要想使得蜀地区免遭金兵的屠戮，就必须守住关中进入汉中地区的几处蜀口，为此宋军与金军接连展开了和尚原、饶风关与仙人关三场战役，经过苦战皆取得了胜利。在这三场战役进行之前，金军锐气正盛，“敌决意入蜀，自撒离喝以下，皆尽室而来”，而经过三次大败之后，金军“自是不复轻动矣”。
争夺蜀口三场战役的胜利打破了金兵入蜀的计划， “有利的打击了金人的侵略气焰，减轻了南宋在东南战场上所受的压力，使宋金双方军事力量趋于平衡”。有力地捍卫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其后，宋廷对利州路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其北部原属于秦凤路的秦州、成州、阶州、凤州与西和州，东部原属于京西南路的金州纳入到利州路的管辖范围内，并在利州路与金军相接处部署了一条军事防线，以“川口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节”。将兴州、兴元府与金州作为利州路中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是因为南宋的川陕防线边界漫长，无法做到处处防守，只能依照山川形势，将防线划分为不同区域，重点进行设防。金州处于防线的东端，与金国处于京兆府路管辖下的商州相接，有利于抵挡金军以此为基地发动的进攻。兴州处于防线的西端，便于连接关外的秦、成、阶、凤等州，抵御金军自北部凤翔府发动的进攻。而兴元府处于防线中部，“远通襄、邓，旁接秦、陇”[ 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四部丛刊编本。]，可以及时增援东西两处防线，起到了中枢统筹的作用。总体概括便是，“西蜀之兵，分为三路。金州当其东，兴元制其西，兴州当其北，各据一面”[ 周南：《山房集》卷八《杂记》，四部丛刊编本。]。
除了选择金州、兴元与兴州作为战略重心，实行重兵防守外，宋军还选择了利州路内的重要关隘进行重点屯驻，按关隘的分布位置分为内三关与外三关。根据李天鸣先生的考证，内三关是指仙人关、武休关与七方关，外三关是指大散关、黄牛堡与皂郊堡。[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这些关隘与金州、兴元府、兴州一同构成了位于利州境内的川陕防御体系。在这一体系的防护之下，宋军始终将金军牢牢阻挡于利州路之外。在之后组织的北伐中，也以这一防御体系为依托，多次出兵攻取金国境内的巩州、商州等地。
蜀地是南宋根基之地，无巴蜀则无宋廷，所以时人才感慨“蜀据上流，有四蜀而后”[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八百十一。]，蜀地防线是南宋朝廷的第一道屏障，而利州路境内的防线又是确保蜀地安危的屏障，此屏障不守则巴蜀之地皆会沦为敌军涂炭之地。端平二年（1234年），蒙古军队开始攻打利州地区。相继攻陷了利州路境内的凤州、武休关、兴元府、阳平关等地，完全打通了自关中进入蜀地的通道。川陕防线的破坏不仅使得蒙古军队可以深入蜀地，频繁地对巴蜀地区的宋军发动攻击。而且汉水上游的兴元府、洋州、金州等地的沦陷也使得蒙古军队完全控制了汉水通道，可以毫无顾虑地浮汉水而下攻取襄樊，从而加速了南宋的最终灭亡。由此可见，利州路在南宋防御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