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的巨大影响（马奇炎和陈婧，2012）。此后，学术界不断提出新的研究主题，如宗教信仰影响经济态度（Schaltegger&Torgler,2009）、经济产出（Blum&Dudley,2001）、市场经济行为、农民非农收入、消费价值观等（郭君平等，2016）。
与金融决策相关，潘黎和钟春平（2015）分析宗教活动与金融决策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去教堂次数越多的人对待借款更为谨慎，即信仰宗教对借款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刘琳和郑建明（2015）实证宗教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受的宗教影响程度与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在宗教影响较为浓厚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因而其总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较低。雷光勇等（2016）研究企业家个人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的结果表明，对于研发型投资，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偏好于风险相对较小的关系型投资；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偏好具有不同的影响，笃信东方宗教的企业家相对于笃信西方宗教的企业家更加偏好于关系型投资；研究还发现，企业家的宗教信仰对投资偏好的影响因企业家是否具有政治身份而有所不同，相对于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的宗教信仰会更加显著地正向影响关系型投资，表明政治身份可能会弱化宗教信仰在关系型投资中的作用。何鑫萍等（2016）分析宗教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受宗教影响越大，其资本结构水平高于目标水平的可能性越低；宗教还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受宗教影响大的企业的资本结构水平高于目标水平时，其向下调整的速度更快；当资本结构水平高于目标时，宗教会促使企业采用减少负债的方式降低资本结构水平。杨小雅（2017）实证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民间借贷，由于民间借贷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这个关系在东方宗教的影响下更为显著。陈冬华等（2013）分析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对其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越强，越少发生违规行为，也少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能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曾泉和裴红梅（2016）探索宗教对微观经济运行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公司的宗教氛围与代理冲突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宗教氛围有助于抑制投资的代理冲突。另外，杜颖洁和冯文滔（2014）研究发现，宗教因素显著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捐赠的概率及捐赠的强度，说明公司捐赠的概率及强度与宗教因素显著正相关。
与创业相关，阮荣平等（2014a）从创业角度分析宗教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有宗教信仰者比无宗教信仰者创业的概率更大，宗教对层次较低、自雇层面的创业和层次较高、老板层面的创业都有正向影响；宗教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宗教改变信徒的经济态度和创业偏好，宗教组织构建的社会资本放松了创业约束，宗教社会化与世俗教育之间的潜在冲突导致信徒无法在劳动市场就业，被迫选择创业。赵鹏飞和王宏健（2015）的研究也发现，有宗教信仰者所在的家庭更易创业，伊斯兰教与佛教徒所在家庭创业的倾向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