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宗教信仰对个体的主观福利、身心治疗、亲社会性、信任水平等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一）主观福利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表明宗教信仰与主观福利正相关，宗教信仰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郭慧玲，2014；谭培文和吴全兰，2018）。但祝德生（2017）实证研究发现，宗教信仰负向影响居民的幸福。Brown和Tiemey（2009）研究也表明，中国有宗教信仰高寿者的主观福利明显低于无宗教信仰者，因而引发阮荣平等（2011）的研究。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对男性精神层面主观福利和女性精神层面主观福利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其对男性主观福利有显著正向影响，并能显著削弱创伤性事件对其精神层面主观福利的不利影响，而对女性没有很强影响；国内宗教信仰对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不能对物质层面或总体主观福利水平造成影响。卢云峰（2014）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数据的研究表明，当人们的客观收入相当时，有宗教信仰者比无宗教信仰者对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更高，说明宗教信仰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现状的满足感，即宗教信仰提高了幸福感。许春燕等（2015）研究结果也表明，心理幸福感与内化宗教性中等相关，压力知觉在宗教性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另外，乐君杰和叶晗（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信仰宗教有助于提高收入，增强幸福感，但这是一种基于功利主义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宗教信仰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可能路径在于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生产风险、拓宽就业信息及激励工作努力。而郭君平等（2016）实证结果表明，宗教信仰、提高宗教参与频率对增进农民主观福利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身心治疗
多数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在身心疾病患者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Pargament & Brant,1998）。如对老年人健康有正面作用（江求川和张克中；2013），对心理治疗有积极作用（郭慧玲，2014）等。而乐国安和王昕亮（2009）从社会认知角度指出宗教信仰对心理治疗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宗教可以提供积极的应对策略（Pargament,2001），提供替代依恋对象（Weingarten & Chisholm,2009），宗教宽恕有助于调节情绪和行为等（Carone Jr & Barone,2001）；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为信徒提供一套完备的信条，构成信徒直觉式思维的理论基础，导致认知上的偏差，使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更易形成偏见；认为宗教也会是导致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而祝德生（2017）实证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对居民健康具有反向影响，宗教信仰会导致居民自评健康为健康的概念降低，宗教信仰对男性健康的影响强于女性。而且，宗教信仰通过负向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方式影响居民健康水平。
（三）亲社会性
亲社会性（Prosociality）是一种理智的、有益于他人而非自身的态度及行为（Twenge et al，2007）。国外多数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对亲社会性的影响表现在稳定的个性特质中（Saroglou,2013），如Saroglou等（2009）研究表明，宗教启动激发了顺服、一致的想法与行为；Mccullough和Willoughby（2009）研究证实宗教信仰与自控、宜人性、尽责性等个性特质正相关等。宗教信仰对亲社会性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个性特质，更体现在情境化的行为中，其有助于促进一系列亲社会性行为的产生，包括慈善捐赠、志愿服务、慷慨助人、与人分享等（Paciotti et al,2011），如Pichon 和 Saroglou（2009）等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助人行为正相关；Ahmed和Hammarstedt（2011）研究证实宗教信仰与合作行为直接相关等。但Galen（2012）认为，现有宗教的亲社会效应可以由一般的心理学效应解释，宗教与亲社会性的正相关性（即宗教有助于增加亲社会性）是一个谬误。基于上述研究，董梦晨等（2015）提出“信仰－亲社会假设”，对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国外研究进行评述；并指出，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受到信仰程度、文化背景、信仰认知和信仰取向等多种因素影响；早期研究者主要考察宗教信仰的归属身份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愈加关注信仰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另外，周怡和胡安宁（2014）对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内在动力的研究发现，有信仰的企业主比无信仰的企业主更热衷于慈善捐赠；企业主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均能对捐赠行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王文龙等（2015）研究结果也显示，宗教信仰对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及捐赠额度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