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苏俄通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杨丽娟[2]，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25009

通讯，原指利用邮寄形式发向报纸的新闻稿，它与消息构成媒体新闻报道两种最常用的体裁。中国近代报刊“通讯”栏的设置，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一般称之为“投函”，后来又称之为“通讯”，最后基本上称为“通信”或“通讯”。通讯这一名词首创于中国。1870年，中国著名报人王韬出游西方时发表了《普法观战记》，开人眼界，深受欢迎。此后许多报纸纷纷设置“某地通讯”、“某国通讯”专栏，刊登某地或某事的详细报道。通讯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典型性等特征，旨在让读者“多一点知道”，包括多一些事件发展的不定性、多一些新闻人物的成长经历、多一些地方风貌的描述等。[1]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政党派别林立，所办报纸数量激增，当时“全国统计达五百多家”，[2]刊物也较多，通讯成为常用体裁。“通迅”栏的设置，沟通了编者与读者的联系，促进了他们之间思想、主张的交流与互动，使报刊舆论能变为真正的公众舆论。

 本文所要研究的“苏俄通讯”，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共30年跨度的“苏俄通讯”。这30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采访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通讯类文章，这些通讯在当时中国国内相关报刊上发表，并在社会读者中造成一定的反响。同时，“苏俄通讯”研究的内容还包涵这30年间美英法日等外国人士，如罗素、纪德、斯诺、爱金生、秋田雨雀等人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苏俄通讯”译作。当时不少国人正是阅读到这些舶来的“苏俄通讯”后，才萌发去苏俄实地考察采访念头的。##end##

一、“苏俄通讯”研究的对象

（一）“苏俄通讯”产生的背景

中国人民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西方学者芮玛丽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意义”。[3]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对当时正在寻找民族生存与发展出路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俄国的了解，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加之不断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方向、新的希望，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学习苏俄、走苏俄道路的新潮流。

20世纪上半期“苏俄通讯”的广泛传播，除国内外的宏观背景外，还与同期国内舆论土壤与环境有关。

在“苏俄通讯”大量涌现之前，已经出现许多“前苏俄通讯”，即“旅俄通讯”。

据初步考察，中国最早的“旅俄通讯”要算清朝康熙时期图理琛的《异域录》（1715年）。19世纪后期，相继有一些出使大臣的考察和日记，如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等，对俄罗斯的地理位置、领土管辖、关口要塞、军事政治制度与俄的外交事务等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述。[4]但这些游记、通讯的目标读者系清廷官员而非大众。当时只在清朝统治阶层流传。1899年由北京同文馆派至彼得堡师范学堂和政法大学留学的张庆桐（后曾任中国驻恰克图的都护副使），1906年著成《俄游述感》，这是晚清介绍俄国的重要著作。

晚清已有一些中国的先进分子、改革派人士倡导学习俄国，其中以康有为著《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影响最大，倡导的是走俄国的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而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倡导学习俄国走向了新的方向——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发生不久，1917年11月10日的国民党报系《民国日报》，率先在国内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与苏俄动态报道开始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一个新的思想波峰。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造的谣，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的一切。”[5]1920年，青年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写道：“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6]他十分向往苏俄，甚至还倡导组织“游俄队”。[7]年轻的苏俄吸引同样年轻的瞿秋白的热切目光。他在亲友们的反对声中走上赴苏俄之路，目的是要在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8]作为中国社会党首脑的江亢虎在十月革命后也主张效仿苏俄。他说：“我以为欧战后俄德两国，大可作为我们的榜样，须亲往调查再议，遂于去年3月起行”。“社会主义，我已研究有年。再去看看俄国的实验，可以印证从前许多知识”。[9]

总之，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的现状和前途，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极为关注的问题。据统计，五四时期出版发行的153种期刊中，有65种刊载有关苏维埃俄国的论文、评论和其他作品，总共835篇。[10]

一些反动保守势力把持的报刊同期也实现了对苏俄诬蔑高度的“舆论一律”。西方的报章杂志多将苏俄视为“洪水猛兽”，而中国北洋政府也害怕因此唤起国内的革命，危及自身的统治地位，惊呼“过激主义”，其危害“甚于匪盗”，其“意在破坏国家”。[11]有一些势力企图封锁十月革命消息的传播。如1919年1月，在近现代史上，曾扮演着学者、报人、政论家等多面角色的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奇文，表明他早期企图“宰制”、“渐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过激主义”。张东荪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一个问题焉，为世界各国当面之问题，而非国际同盟，非海上自由，非民族自决，乃对过激主义的态度也。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于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于全球也。对过激主义之侵入，拒之乎，抑迎之乎？此不特英日之问题，乃各国所共同的问题也。据吾所见，压抑之法必属无效，盖抑之犹激之也，是火上加油，盖其燃耳。然则奈何？曰，当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先行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于经济上得相安，于心理上得其平，然后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要之，一方面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先行改良，此为釜底抽薪；他方面于思想研究，致其精神明辨，则人民有反复之思维，能自辨是非，则感情之论不足以动之也。易言之，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盖完全拒绝之，为势极不能，完全承诺之，其果亦不良，则舍调和无他策矣。虽然，今吾之言皆非语于中国，以中国人民程度太低耳，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12]这段话可说是张东荪煞费苦心地研制出来预防俄国十月革命“过激主义”的一套锦囊妙计的集中写照。由此可见，张东荪对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运动的仇视心理和抵制态度。

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内媒体谣言仍难以消弥：“自共产式的国家破天荒创于俄国，世界各国群以为共产共妻、洪水猛兽，凶暴异常。凡自俄国出者，群目为赤化；讲共产理论者，皆指为乱党。”[13]作为报刊受众的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苏俄的真相。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到底是一个充满血污的地狱，还是一个乌托邦的天堂所在？各类报刊对此回答众说纷纭，不能让读者满意：“近来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记俄国的事情的虽然不少，但是可靠的材料却不多见。一则因为各国都设有检查员，确实消息常被这些检查员挡住，不许漏出。二则各国的新闻记者常与德国的政党发生关系，用政党或特种利益的眼光叙述俄国状况。所以那些记载都是带特别色彩，就没有价值了。”[14]特别是，统治阶级推行的意识形态的“屏蔽效应”与封锁并不能阻隔人们的求知欲。“我们稍注意世界大势的人，心中总不免有一个疑问，以为俄国国内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报纸所载，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这种靠不住的消息，不但不能考见俄国的真相，并且令阅报的人生厌了。”[15]

关注苏俄的命运，即关心自己的命运。不少中外人士认识到：“苏联立国及古今中外未有之局，举从前各种政体，廓而除之，非往实地视察，岂易窥其真际？”[16]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纸面了解俄国情况，而是决心脚踏实地，见证苏维埃俄国社会的最新变化。在这些人群中，有共产党人、新闻记者、政府官员、民主人士，有右翼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党党首及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西方国家各阶层人士。他们不约而同“接力般”地选择了“到苏俄去”，通过实地“田野调查”，精准观察那里的新变化与人民的新命运，并发回数以百计的报道文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苏俄通讯”。

（二）“苏俄通讯”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在中国媒介上发表的“苏俄通讯”分为不同的类别：一种是以国别为标准，可分为中国的“苏俄通讯”和外国的“苏俄通讯”。外国“苏俄通讯”还可以按国籍再细分，如美国的“苏俄通讯”、日本的“苏俄通讯”等等；一种是以时间为标准，可分为不同年代的“苏俄通讯”，如“10年代‘苏俄通讯’”、“20年‘苏俄通讯’”、“30年代‘苏俄通讯’”、“40年代‘苏俄通讯’”等等。

本文以作者的政治信仰与党派背景为标准，对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略作分类：

1.   共产党人的“苏俄通讯”

主要以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及其他“苏俄通讯”、李大钊的《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陈独秀的《苏俄六周》、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萧三的《一点沉痛的回忆》、沈玄庐的《游俄报告》[17]、郭沫若的《苏联纪行》、茅盾的《苏联见闻录》等等为代表。1932年11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鲁迅先生校阅并作序、署名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及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情况，可以称得上当时人们认识苏联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女革命家邓颖超陪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病也写有“苏俄通讯”。中国著名新闻记者、中共地下秘密党员胡济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自始至终都在苏联，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邱吉尔、戴高乐、铁托、卡达尔等一大批世界风云人物，写出了不少战地通讯，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她的通讯发表在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和《中苏文化》杂志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总体来看，共产党人的“苏俄通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重点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下的苏俄社会主义新气象，为在苦难深海中摸索的中国提供了前行的“罗盘”与“灯塔”。

2.   进步文人、民主人士的“苏俄通讯”

主要代表作品是俞颂华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陈启修的《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游俄报告》、曹谷冰的《苏联视察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苏）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陆宁甫的《莫斯科观感录》等等。作者们带着对西方列强和中国旧制度的强烈不满，怀着对苏联无比向往的心情来到苏联参观访问，因此，比较激进或倾向性很大。进步文人、民主人士的“苏俄通讯”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这类“苏俄通讯”对苏俄社会介绍全面深入，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作了理性思考，在当时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共鸣。

3.国民党人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苏俄通讯”

这一类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内容主体上赞成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的通讯，主要代表作有蒋介石的《游俄报告》、丁文江的《苏俄旅行记》、蒋廷黻的《欧游随笔》、胡适的《欧游道中寄书》、胡铭的《访苏归来》等。国民党人冯玉祥、胡汉民、丁汉民、蔡运辰、邵力子等人也先后到过苏俄，或寻求援助、或出任大使、或旅行考察、或解决纠纷，曾写下相关“苏俄经历”，也可归入此类。在这一类作品中，他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进行客观介绍，同时也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等制度进行一些批评。二是在内容主体上反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的通讯，如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对苏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全盘否定，视苏俄为人间地狱。

3.   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的“苏俄通讯”

主要代表作有抱朴的《赤俄游记》、江亢虎的《新俄游记》、张民权的《俄国近况及到俄国去的旅程》、朱枕薪的《劳农俄国之考察》等通讯。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从欧洲和日本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曾进一步传播，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点是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行动纲领，而以传播和宣传国外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为自己活动的主要内容。抱朴在其《赤俄游记》中对20世纪20年代的苏俄进行严厉的批判，而张民权的“苏俄通讯”则较如实地反映了苏俄该年代的社会现实。作为中国社会党代表人物的江亢虎，1921至1922年曾访俄10个月，著有《新俄游记》等通讯。他分析对比了中俄两国社会革命的不同之处，提出“中国之社会革命，决不能如俄国之直上直下一了百了也。故中国当自有其标揭之名义与之进行之道途，吾人不可徒为俄国之钞胥，吾人尤不可自蹈俄国之覆车。”[18]中国社会党理念与无政府主义都属于非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类“苏俄通讯”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制度与活动给予讽刺与诋毁；另一类真实地反映了苏俄社会情况，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有所期待。

总之，十月革命后，中国涌动着“苏俄热”，有关“苏俄”的通讯层出不穷。针对这一“苏俄热”现象，鲁迅曾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那里发生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一边是“洪水猛兽”的恐怖叫嚣，一边却是希望和理想的期待，几个旅行者的报告便成了当时人们关注苏俄、澄清事实的现场传真。[19]

此外，十月革命后相当数量的国外“苏俄通讯”也传入中国。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40年代，国外“苏俄通讯”的数量有增无减。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苏俄已稳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持久的“唱衰”与失败的“预言”大大减少，特别是苏俄在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因此，苏俄的成就与动态，成为西方作者关注的焦点。在国外“苏俄通讯”作者中，美英日法等国作者较多，其他国家的作者则较少。这批采访群体尽管赴苏俄的目的不同，有的为了学术研究，有的为了谋生，有的为了探索人类发展的政治途径与前途，但这批“苏俄通讯”也大都被国人所热读，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认识苏俄的新视域、新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二、“苏俄通讯”的研究状况

就总体而言，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处于一个“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状况。

（一）“总体不足”

所谓研究现状的“总体不足”，是指目前研究界对“苏俄通讯”这一特定时空内的特定对象，尚处于启步性研究阶段。

就“苏俄通讯”的概念而言，国内学术界尚没有提出这一概念，当然也谈不上对此作具体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就“苏俄通讯”文本而言，首先是研究不够，一般研究者多关注当代所发表的新闻作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作品，而“苏俄通讯”是一种20世纪上半叶的新闻作品，当下研究关注度较小；其次，“苏俄通讯”多发表于民国时期的国内报刊与图书上，较为零碎，检拾较难。再次，对有的中国作者而言，“苏俄通讯”仅是他们一个阶段的产物，在作者一生的创作中，它们往往不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多不为人注意。如胡适在莫斯科三天，胡愈之在莫斯科一周，冯玉祥在苏俄百日。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作者多次赴俄，生活时间也较长，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苏俄时代的变迁与自己的思考，但由于研究者没有关注，故藏在深山无人识，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给予剖析。

就“苏俄通讯”作者而言，当他们的“通讯”发表以后，大多没有对这类作品进行很好的归纳、分析与研究；有的来不及研究整理就去世或牺牲。前者如俞颂华、郭沫若、胡铭等，后者如瞿秋白、戈公振、张民权、冯玉祥、邹韬奋等。有的由于政治气候原因，甚至不愿将访苏通讯编入自己的作品集，如茅盾等人。此外，作者的名气有大有小。大者如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瞿秋白、被称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的俞颂华、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女革命家邓颖超、电影演员白杨，名气小者如李仲武、张民权、曹谷冰、秦抱朴、胡铭、丁汉民、林克多等人。既便是名气较大的俞颂华、金仲华、耿济之，谁又知道他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是什么？传播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对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方面没有人进行研究，更不要说那些名气小一些的作者了。

众多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更是在当代研究的视野之外，他们的作品多为译作。目前，学术界对这些译著的作者与译者的生平研究，对译作的“编者按”、“自序”、“译者言”、“新书推介”等有一定的指向意义人物与文本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

    就当前研究者而言，目前新闻传播类的研究学者多集中于媒体与高校新闻学院。他们即使研究了“苏俄通讯”中的个别人物或作品，也多从“方法论”角度，关注这些作者的“新闻方法”，如编辑风格、采访手法、报道思想等，而很少关注“苏俄通讯”的思想内容，更不会从多种角度剖析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在当前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苏俄通讯”这一题材，简化为“填空题”或“简答题”。现在所出的教材中，没有一部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过认真分析、提炼。或者至多把一些“苏俄通讯”划入报告文学或游记的类别，从文学艺术角度作一定程度的探讨。

另外，目前对于国外学者、名人的“苏俄通讯”综合研究则亦不多见。

（二）“个别热点”

所谓研究现状的“个别热点”，是对“苏俄通讯”中的个别人物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作了相关研究，如对瞿秋白的“苏俄通讯”做了一些有“热度”的研究，至目前发表论文多篇。“瞿秋白研究热”，是当前带动了瞿秋白“苏俄通讯”研究热的主要原因。至于瞿秋白的“苏俄通讯”与其他人员的“苏俄通讯”比较研究还不多，这也说明这一领域研究虽有温度，但尚未深入。

对其他“苏俄通讯”作者与作品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这类论文不外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个案研究。如对江亢虎、李大钊、沈玄庐、蒋介石、胡愈之、徐志摩等人的访苏史实作了考察，并作基本评论。另一类是专题研究。其内容的基本特点，一是“断代”性。涉及对具体“时代”，如“1920年代”、“1930年代”苏俄有关方面的考察、研究。二是“专论”性。涉及对苏俄的某方面“专言”、“专论”，如“苏俄话语”、“苏俄观”、“俄罗斯情结”、“苏俄热”等方面的考察、研究。它们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苏俄通讯”及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很多“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文本体现，因此，“苏俄通讯”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加强对“苏俄通讯”的研究，具有着丰富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苏俄通讯”文本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1.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它们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文本传播。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白纸黑字”是它们主要存在的物质形态，因此，李春藩、陈望道、李达、瞿秋白、陈启修等人大量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在国内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二是口头传播。即行走苏俄的中外人士及苏俄华工、华侨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在中国的“言传身教”。而“苏俄通讯”及其作者恰恰整合了这两种传播模式：一方面，这些跨度近30多年的“苏俄通讯”，多数由亲自赴俄的党派创始人、知名编辑记者、官员、学者及劳工作者著成，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教材，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新闻性”文本的解读，影响了千千万万现代中国普通人“以俄为师”，传播了马列主义，激发他们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制度；另一方面，“苏俄通讯”的作者回国后大都会通过演讲、座谈、人际交流等多种方式，“再现”苏俄社会主义现实。因此，“苏俄通讯”文本、回归的作者与国内读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较强的舆论场，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传播效应。正如读者“凡”在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后认为：“一星期的印象，当然很浅薄。可是我们同时要知道：有些极浅显的印象，往往从极深刻极普遍的作用表现出来。我相信中国有不少‘学者’们对于各种主义学说，都能讲得很漂亮、很透澈（彻）。可是，我说不清中国社会里有什么显浅的普通印象可以给我们看到，有的，许只是‘冷酷’和‘自私’吧？”[20] “我们以这印象记里可知道共产主义中的唯物论、阶级争斗说之类，并非使人生变成机械和冷酷，却是从以前机械而冷酷的帝国主义中，解放人性里纯正而热烈的‘爱’出来。因此我们读了胡君描写居莫斯科怎样受初不相识的异国人耐著（着）困苦招待，怎样受许多异国的妇女小孩们欢迎、欢送！我们心头的热血不觉在‘别别’地跳！”[21]让人热血沸腾的“苏俄通讯”无疑是宣传、传播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佳作。

2.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向前发展

“苏俄通讯”的发表，对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成世界革命力量的集结地和大本营，不仅创办了一些培养东方国家党员、干部的红色大学，而且也成立了指导世界共产党活动的共产国际。在20世纪的不同时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来俄寻找有关中国革命的“秘方”。如在20世纪20年代寻找建党、建军的方略；在30年代前来苏俄寻找“国家建设”与“根据地建设”的方略；而在40年代前来苏俄寻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建国”的方略。这种不同年代不同主题的“寻根”过程，大都在他们的“苏俄通讯”之中有所反映。因此，撷取“苏俄经验”，使之于中国大地上播种、生根、发芽、结果，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从而最终促进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苏俄通讯”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及学术价值

“苏俄通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的通俗读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最重要的命题。中共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22]这段论述，高屋建瓴，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90多年来所走过道路的理性思考。从时段上分析，“苏俄通讯”主要“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即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阶段。深入研垦这一沃土，可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领域。因此，“苏俄通讯”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理论意义

1.1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边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大提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苏俄通讯”可谓是其中的“代表作”。就“中国化”而言，中外的“苏俄通讯”，特别是中国人所著、发表于中国报刊上“苏俄通讯”，大都不是无关痛痒、事不关己的浮泛之作，不管何种政治势力、阶层背景乃至普通的旅行者、华侨、劳工，他们在行走苏俄、描写苏俄之时，胸腔中跳动的是一颗“中国心”，思考的是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成为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共同选项。因此，“苏俄通讯”的研究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边界。

1.2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边界

就“时代化”而言，“苏俄通讯”是时代的记录。它们不仅记载了苏俄的时代变迁，也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发展的大势。因此，他们生动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苏俄化”、“中国化”及“世界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作者来讲，“苏俄通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历史命题的“新闻性”解读。这种“解读”具有“先天”优势，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及党的早期骨干分子如沈玄庐、邓颖超、萧三、茅盾等人的直接参与。他们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苏俄的社会现实，给他们鲜活的时代话题与思索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肖像”。他们的“苏俄通讯”不仅是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成为解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苏俄情结”重要蓝本之一。通过研究他们的“苏俄通讯”，可以了解早期共产党人对苏俄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塑造、对资社两制并存时代命题的提出与解答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深入思考。

此外，不少文化学者、民主人士都是饱学之士，学贯中西，他们往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苏俄，思考本民族、国家的前行命运，他们的观点由于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时代选择，往往与共产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他们的“苏俄通讯”记录了苏俄社会的时代足音，也记录了自己对中国发展的时代追问。

1.3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边界

就“大众化”而言，赴苏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新闻记者，具有很高的领悟与写作能力，能够“还原”社会主义“原发国”的真实面貌，并能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性思考。这就在横向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苏俄”研究视域，在纵向上拓展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发样本”研究视域。这些“苏俄通讯”皆在当时报刊发表，可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天然的活教材。同时，多数作者从事新闻文化工作，掌握着重要的传播工具，能够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平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便利。

因此，可以把“苏俄通讯”从一般性新闻作品研究范围剥离出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新鲜的研究史料，并结合“苏俄通讯”文本特点，对“苏俄通讯”进行界定、拓展、分类、挖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与基础的理论框架。

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不赞同马列主义和苏俄制度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讽刺、谩骂苏俄，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宣传起到某种消解作用。

2.现实意义

2.1充实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史的研究内容，有助于更深入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苏俄通讯”初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对计划经济、完全公有制及利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方面有深刻的思考。挖掘、整理、研究这些思想资料，对中国今天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坚定走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2初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进行不同层次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就是一个过程，既有宏观的制度与思想的“中国化”，也有微观的普通人群心理认同的折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走过的轨迹，既为新中国的革命提供了路标，又给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苏俄通讯”特别关注了苏维埃俄国的普通人的教育与心理变化，对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有关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学术价值

对1919－1949年间的“苏俄通讯”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这类的研究著作发表，这使得“苏俄通讯”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原创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苏俄通讯”是为了回答“苏俄是什么”、“苏俄怎么样”、“中国怎么办”等事关中苏及人类发展前途等重大命题，认真研究“苏俄通讯”，能给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资政与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次，“苏俄通讯”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上思考“苏俄通讯”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与意义。再次，从资料的引用看，“苏俄通讯”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且为原始资料，具备了学术“矿脉”的基本特征。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