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性教育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很多教育者和家长甚少接受过系统的、规范的性教育课程。由于缺乏对性的认识，让教师和家长认为智力障碍人士是无性需求的。性教育的长期缺失亦必然导致智力障碍人士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对性欲的控制。
（一）智力障碍青少年获得性教育机会不足
由于性教育的课题一直被大众所忽视，即使近些年来人们的观念开始出现转变，但目前能提供给智力障碍青少年的有针对性的性教育课程依然很少。一些教学人员在与智力障碍人士探讨性问题时会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些会激发性冲动，[6]因此对性讨论的不足导致对性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7]。事实上，有缺陷的个体和普通个体对性都有同样的感受、需求和愿望。他们理应平等地享有接受性教育的权利和性表达的机会[8]。智力障碍人士在青少年阶段时有接触他人和被身体接触的需要，随着年龄的而成长，它们对爱情和感情的兴趣也会增加。但是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许多有残疾的年轻人都没有接受性教育，因此，很容易导致一系列不被认可的交往行为，这使得性教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问题[9]。
在中国，公开谈论“性”会被认为是不文明的行为。因此，即使教师和家长承认性教育的重要性，对性教育课程当中涉及的内容也会觉得难以启齿。再者，很多教师和家长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性教育。这些因素必然导致智力障碍青少年接触性知识的机会不足的现实。
（二）家长和教师性态度负向
态度决定了人们对智能障碍者的看法和接触方式，研究显示大多数人对智障人士持有负面的态度[10]。态度的正向与否也决定了父母以及教育者对智障人士的性行为接受与否。当人们越能拥有更多的性讯息时，对性焦虑也就越少[11]。早期的研究揭示了两种自相矛盾的、刻板的观点，第一，他们无性的，应该受到保护[12]。第二，智力障碍人士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望，而且很可能是滥交[13]。第三，完全排斥智障人士有性行为的发生，也因此担心教导之后引起智障的好奇与尝试[14]。另外，有研究报告，家长在孩子的性教育的参与中表现被动，认为是学校的责任，导致在教育的过程中家长与教师的合作不够。负向的性态度直接剥夺了智力障碍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权利。实施性教育，对象不应只是学生，还应该对家长和教师提供正面的宣导，只有改变教育者的态度和观念，被教育的智力障碍青少年才能真正受益。
（三）性教育师资的缺乏
我国性教育起步较晚，许多老师表示对性教育的教学实践准备不足。师资的缺乏亦成为阻碍性教育发展的障碍。有对北京市培智学校教师的调查发现，在抽取138名教师中仅有38名教师受过专门的青春期教育培训。[15]由此可知，一些欠发达地区性教育师资缺乏的问题将更加严峻。然而，特殊教师在工作过程经常遇到由“性”产生的问题。有调查显示：66.7%的教师在工作中曾遇到智力障碍学生的性心理或行为问题，自慰行为的出现率达40.5%，过于喜欢接触异性老师或同学的频率达35.7%，早恋、追求异性的不当行为占26.2%。[16]对于此种现象，由于大部分特殊教育教师表示难以应付，教学方式大多采取批评说教或忽视等方式，甚至只有在不当行为出现后进行的教育，难以做到防患于未然。2016年，我国出台了《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其中生活适应课程领域中提出：了解青春期身体变化、了解青春期保健知识、掌握自护自救方法和技能等课程目标，[17]但对于特殊教师如何正确对之路涵盖学生不恰当行为，如何规划教育教学内容，采取何种策略进行性教育教学仍未可知。
（四）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性教育课程
在我国，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智力障碍性教育课程，所以一些特殊学校的性教育中大多参考普通中小学的性教育课程，虽然智力障碍学生和普通学生有着共同的青春期特征以及性教育的需求，但智力障碍学生的学习特质异于普通学生，对此，一些特殊学校也对次引起关注并组织开发了性教育的校本课程并予以实施，如上海市卢湾区辅读学校、天津市河西区启智学校就专门开设了青春期教育课程[18]。研究证明，智力障碍青少年接受系统和有针对性的性教育课程之后能有效提高其性知识水平，随之减少与性相关的问题行为[19]。课程设置应结合智力障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根据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分阶段进行性教育，确定好各阶段的主题和内容，目标及实施方法[20]。课程开发和实施应当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教师与家长一起，在已有的资源条件下，集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力量不断探索和建构适当的课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