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超然主义的产生，首先要了解超然主义产生的背景。从时间上看，超然主义演说于宪法颁布次日发表，其目的看似是为了规制两大政党集团的反政府行为，尤其是正在开展大同团结运动的尚未重组的自由党三大派系。但细致分析之下并非如此，开始于明治二十一年年底的修约谈判是超然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但往往为人所忽视。外相大隈在取得枢密院议长伊藤的同意后即着手进行修约谈判，此次谈判的顺利进行使其成为黑田巩固内阁的重要政治资本。对此，萨摩系及大隈控制下的改进党持支持立场，前自由党土佐系也因与黑田交涉入阁问题而倾向采取支持态度。另一方面，宫中派则持强硬反对立场，并于同年底成立保守党。保守党虽然被视为吏党，却因强硬的反修约立场而与黑田内阁唱反调。对修约同样持反对立场的还有参加大同团结运动的前自由党东北系及关东系人员。保守党与前自由党两系人员随后组织起反修约的非条约改正委员会，形成吏党与民党合作反政府的奇妙组合。
藩阀内部伊藤系与山县系虽然初期未对修约表示反对，但随着大隈对德谈判的顺利进行，两派酝酿组织吏党进行杯葛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针对伊藤系与山县系日益明显的拆台倾向，黑田与大隈希望将自由党系及宫中派势力拉入内阁以巩固执政基础，但前者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大同团结运动，后者的保守党也体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反修约色彩。加上伊藤系及山县系酝酿组建政府党的官员集团，黑田内阁需要对这三者进行分化瓦解，以免三者合流为实力强大的纵向反政府集团，这是黑田提出超然主义的主要目的。因此考察超然主义需要从派系政治的角度入手，不能局限于藩阀与政党的对立，更应重视藩阀内部派系利用外部政党为工具进行政治斗争的方面。
以派系政治的视角观察黑田与伊藤二人在超然主义上的异同，需要考量明治宪法规定的枢密院、内阁与议会三者的关系。只有将政治权力派系斗争关系纳入视野，才能清晰地看出黑田、伊藤二人在超然主义问题上立场的迥异与意见的冲突，才能对随后伊藤与黑田、大隈在修约问题上爆发严重冲突并最终导致内阁职权修改为内阁官制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伊藤主导制定的明治宪法中，枢密院凭借垄断与天皇直接联系及内阁与议会相互掣肘的规定凌驾于内阁与议会之上。这是伊藤在经历明治二十年执政危机后权衡利弊，让出首相职位转而以枢密院议长一职继续掌控政治主导权所决定的。在明治宪法体制下，黑田作为首相面临着两大政党必然掌握即将开设的议会且伊藤系控制枢密院的外部局势，内阁中又面临着各派阁僚势力均势的局面：其阁僚分布为伊藤系五人（山田显义法相、森有礼文相、伊藤博文枢相、井上馨农相及井上毅法制局长）、山县系三人（山县有朋内相、大山严陆相、西乡从道海相）、萨摩系三人（黑田清隆首相、松方正义藏相、榎本武扬递信相）、改进党系大隈重信一人（任外相）。虽然大隈与黑田关系亲密，形成事实上的联盟关系，但阁内各派系的平衡态势即意味着占据枢密院的伊藤系占据优势。在政党方面，后藤象二郎虽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反政府的大同团结运动成为黑田内阁的心腹大患，但他与黑田关于进入内阁的谈判一直未曾中断，后藤以大同团结运动作为谈判筹码的心态早已为世人所知。黑田所持的超然主义并非要摒除政党力量于内阁之外，这从他与改进党大隈联合以及积极与自由党后藤谈判入阁事宜就可清晰地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