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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员频繁自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更新日期:2023-10-08   来源:政治与法律   浏览次数:1306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论官员频繁自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摘要:近年来,接连发生领导干部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高度关注。自杀事件几乎涉及到每个

 

论官员频繁自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摘  要:近年来,接连发生领导干部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高度关注。自杀事件几乎涉及到每个行政级别,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到省部级。事实表明,官员自杀问题已相当严重。领导干部作为公权人物,自杀是偶然现象,更是公共事件。对自杀现象刨根问底关乎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关系国家的和谐稳定。文章从个人、社会和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原因分析,深层次地挖掘促使官员走上不归路的驱动力,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官员;自杀;原因

官员自杀事件,涉及金融、教育、税务、公安、纪检等党委、政府各部门。自杀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跳楼、开枪、卧轨、割腕、上吊等。特别是有一定级别、有一些实权的领导干部自杀,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强烈兴趣。比如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厅局级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如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等。这些自杀事件满足大众猎奇的同时还让大家对于扑朔迷离的事件充满想象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甚至高度默契地猜测自杀的官员都是因为贪腐暴露,是无奈之下不得已的选择,对于他们大家不是充满同情而是有些幸灾乐祸。实际上自杀的有贪腐人员,也有优秀的人民公仆。所以非常有必要研究促使干部下定决心自杀的原因,还原事实真相,可以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自杀官员的心理、遭遇和动机,理性看待官员自杀,透析自杀背后所隐蔽的社会和制度应该承担的责任。

一、个人原因

1.畏罪自杀

原凉山州编办主任刘琳因沉迷于赌博欠巨额赌债共100多万元,同时违反相关规定违规经商,亏损额高达200余万元,最后不堪重负而自杀。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蔡铁刚被举报在职期间曾插手房地产纠纷、国有资产拍卖等诸多问题,2011年2月12日从运城市委办公大楼14层跳楼身亡。这些确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嫌疑官员”们,他们选择自杀,主要出于两种动机:一是绝望以求解脱。对于贪腐的高官,一夜之间从众星捧月、受人顶礼膜拜的楷模沦为被人嘲讽、唾骂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的阶下囚,其现实令他们感觉恐慌,同时对将要直面的无数个牢狱里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日子充满了绝望。有的人痛哭流涕地写下忏悔书,悔恨自己的贪婪和泯灭的良知轻易地毁掉了本应拥有的美好,对于他们,自杀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以解脱,也许还有点谢罪的含义。譬如对于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的自杀,江西省纪委的结论是:“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二是选择死亡比延长生命更能体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生命虽然可贵,无奈代价太高,这种官员垂死挣扎,企图“一死百了”,把石破天惊的秘密带进坟墓,以免殃及同党;把已经到手的财富留给家人,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在他们看来,选择死亡也是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不是屈服,更是奋起做最后的抵抗。此番成功的例子有迹可循,2009年4月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家人被指涉嫌受贿,4月30日卢武铉本人首次被韩国检方传唤,5月23日即自杀。他自杀几小时后,韩国检方终结了对卢武铉案的调查。当然,在我国畏罪自杀的官员比例并不高,根据不完全统计,在2003年至2010年自杀身亡的60名政府官员中,仅有8人被确认为因涉嫌严重违纪而畏罪自杀。##end##

2.病痛折磨

有些领导干部自身身体条件不是很好,有一些慢性病,比如长期失眠、风湿或者脊椎有病痛等。虽然外表看起来并无大碍但苦于饱受折磨,有从高楼纵身一跃或通过自缢或自残等方式祈求解脱的。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有严重神经衰弱,从办公大楼跳楼身亡。浙江省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从绍兴国际大酒店纵身跳下,遗书称不堪病痛折磨。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原铁岭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亮2002年后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长期服用神经保护类药物,最后被发现溺水自杀。有些领导干部因思想包袱过重,逐渐从心病发展到身体不适甚至顽疾,最后绝望到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海口市人大副主任陈琼玻一直饱受膝盖病痛的折磨,手术对其身心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些抑郁最后坠楼身亡。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由于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勇气,心理防线崩溃而选择自杀。

3.焦虑、抑郁

(1)“怀才不遇”,升迁受阻。对于公务员队伍而言,其内部成员发展的渠道单一,自身价值往往是通过职务的晋升来体现的,但是呈“金字塔形”的梯队组成使得竞争越来越激烈,非常有限的“好”的领导岗位满足不了太多人的职业追求,关系、人情等潜规则又令升迁的前景不明晰。有的干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岗位上工作时间久了,或达到一定的年龄,特别是看到与自己条件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的人受到提拔重用,而自己却在原地踏步,就忧虑焦急,心态失衡。未被提升的一些人会因为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容易产生悲观厌世情绪。也有些人为了能够争取到期望中的职位苦心经营,不敢懈怠,心理因此背负着越来越重的压力,长期焦虑的精神折磨驱使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生命。(2)“出尘离染”,委重投艰。领导干部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然而要应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尤其是一些信访、拆迁、纪检、司法等部门领导往往接触到社会的阴暗面较多,心理负荷巨大。[1]他们没有最终的裁决权,还总是得罪人,碰到挫折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倾诉。故常表现为情绪低落、苦闷、反应迟钝或整日沉默不语,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自卑甚至绝望、厌世。尤其是需要经常出差的办案人员,工作内容单一、经常接触的人员有限,会面临诱惑承受压力,也会痛苦劳累,心理健康状况则更糟糕,他们是抑郁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

4.缺乏信仰导致内心空虚

现如今市场经济带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也造成人们精神食粮的极度匮乏。河南南阳内乡县100多年前县衙有一幅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敬畏人民、不辱使命是古代官员朴素的政治思维。但儒家几千年的思想统治已经瓦解,共产主义理想又太过遥远,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理念使人们迷茫,很多专家认为缺少精神家园是导致领导干部自杀的最重要的原因。少数领导干部缺乏政治信仰,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能正确认识权力来自于公众委托,不能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是以自己的荣辱得失作为衡量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准,容易导致心理失衡,钻牛角尖、走极端。所以,“不以一毫私利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淡泊名利,克己制欲,在为民服务中找到快乐,是时下领导干部都需要必修的功课。

5.家庭矛盾及人际关系受挫是重要因素。

领导干部作为个体,作为普通“人”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父母、妻子、儿女,也有家庭责任。无疑也要面对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婚姻、收入、住房、抚养老人、子女入学和就业等等。作为人民的服务员,他们必须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谋划和工作应酬中,陪伴家庭成员的时间自然减少,会忽视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可能导致夫妻感情危机、对子女缺少关爱教育、对父母缺乏孝敬等“后院失火”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和谐,结果自己产生不安感与愧疚感,影响到领导干部的心理。轻则心情烦躁或情绪低落,工作效率下降;重则心理受到重创出现扭曲,继而出现自杀行为。

也有一些干部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或者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在工作上不能与领导、同事以及下属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生活中对别人缺乏信任,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高处不胜寒”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总感到孤独和落寞,最后自己把自己逼入死胡同。

二、社会原因

1.媒体猎奇式报道加大官员自杀概率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效力的增大,网络舆论在有形无形间对各方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一些官员由于不熟悉、不擅长应对网络舆论就产生“心理疲劳”。为官者一言不慎,行为稍有不当就会被人肉搜索,恶语攻击,或许就要丢官甚至不堪忍受压力最后选择自杀,所以媒体对官员自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猎奇式报道没有有效地引导舆论,继而导致公众误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说,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时下充斥于媒体特别是网络平台的对于官员自杀事件的过度娱乐性阐释,随意地对官员自杀进行“有罪推定”、猎奇围观。公众鲜有以人本的生命情怀、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官员之死。首先,生命无价,哪怕是那些具有污点和“原罪”的生命。官员自杀是生命的自戕,是一次生命之殇,何况是在真相未明的前提下,悲悯之心应该取代猎奇的人性鄙陋。[2]其次,虽然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公共性决定了官员自杀自然成为公共事件,公众对此拥有知情权。比如官员为什么自杀、自杀背后有无“特殊因素”、是否涉嫌贪腐等等。但质疑不等于娱乐,也不是所有的自杀官员都必然存在“贪腐嫌疑”。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就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反观对内地官员自杀的报道,不能不引人深思。

2.人治后遗症—潜规则

《人民论坛》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疲劳以及心理不平衡。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潜规则的核心是传统社会的人治原则,它以权力为中轴,以角色依附为前提,以私利为基准,通过权力的层级设置,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首先,中国人历来重视人际交往,领导干部尤其如此,重视各方面的沟通、平衡、协调和应酬,重视构建人脉。“迎来送往、接待上访”,“左右逢源、四处结缘”,已成为当代干部典型的生活状态,而且随着交往的人群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无形中对领导干部造成很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3]其次,还有来自各个方面的社会舆论、社会反响、社会评价的无形压力。做官需要灵活、策略、艺术地解决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种烦、累和无奈的人际重负使部分干部长期处于心理疲劳甚至心理恐慌。最后,干部具有所掌握的一定人、财、物支配权,使得干部在现实中面临着更多的金钱、情色的诱惑。几乎每天都要与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每天都有被拖下水的可能,要不断地绷紧神经,时刻保持警觉,克服、抵御由种种利欲诱惑而产生的心理重负。

3.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领导干部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矛盾。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执政要求对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知识体系、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知识社会对执政能力提出的考量、行政问责对依法行政提出的检验、以人为本对科学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等,还要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让各级领导干部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4]如果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学习,便感觉每况愈下,出现了“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面对新的工作任务,他们会患得患失、作茧自缚。许多基层官员说,他们最担心群体上访事件,说发生就发生,处理不好就影响官职升迁。这些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调适,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出心理焦躁、易激动,与人交往心存戒备,对待工作顾虑重重,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

4.缺乏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

比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灾区群众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党员干部身心压力非常大,特别是那些家中失去亲人,或者家庭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干部,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在对工作和生活失去希望、意志消沉,甚至选择自杀以求解脱。比如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绵阳市政府办处长何宗华等震区多位官员自杀。有些干部在重压之下可能也知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自我调节,不注意宣泄和释放自己的不良情绪,最后累积出现抑郁等症状。而且很多领导干部认为患了心理疾病“很丢人”,往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愿意咨询或治疗,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担心上级察觉会地位不保,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过分克制、忍耐,就算心里不舒服也只能自我疗伤。对于他们社会有责任及时、有效的进行心理干预,这样可以缓解官员因患心理疾病导致自杀的情况发生。

三、制度原因

1. 现有的干部任用、考核、升迁机制。不少干部困惑于自己的各项能力都不错,自认付出多、回报少、贡献大、评价低。于是有人常叹息命运不公,工作便懒懒散散,被动应付,毫无进取之心,意志逐渐消沉。更有甚者少数干部由此导致因思想包袱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严重者甚至自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目前公务员制度刚性太强,任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还有待完善,难以保证优秀人才都能够得到合理的任用。增强干部选拔过程中的竞争性、公开性和程序性因素,使官员晋升有章可循,将有德有才、能干敢干、抗压力强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更加尊重民意,使一些竞争中的“落败者”有其他的发展通道,让干部有奔头,有干头,有劲头,从源头上杜绝干部“带病上岗”的现象发生。

2. 严厉的问责制度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导向、投资驱动、内需拉动这三驾牵引经济发展的马车,缺少内在动力,面临着可持续危机。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给领导干部带来政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的风险。各地区、各系统、各行业、各单位间你追我赶地竞拼,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GDP的评比排名与干部个人发展相挂钩。于是“领导责任问责制”、“一票否决制”、“绩效评比考核制”以及对客观上存在的如“火灾”、“洪水”等一些“人命关天”的具有不可控性的突发事件的提防与担忧,使领导干部“胆战心惊”、“如履薄冰”。[5]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接受央视采访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参加2005北京《财富》论坛时,当问及什么使他夜不能寐,戴相龙说“是半夜12点后的电话”,两位省部级领导的简短话语,折射出从政者背后暗含的“风险”。[6]有的官员说,他最担心矿难、洪水、传染病,基层工作的领导最怕群众越级上访,不敢关机又怕半夜睡梦中突然造访的电话,这些事一旦发生,稍有闪失就难保明天还在领导位子上。因此他们对待工作顾虑重重,甚至可能对生活失去信心。

 

参考文献:

[1] 领导干部患抑郁症引发自杀的问题应引起重视[EB/OL].http://bbs.rednet.cn/thread-25666727-1-1.html

[2]陈一舟:新华网评:对官员自杀莫动辄“有罪推定”[EB/OL].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59301/15832552.html

[3]韩庆祥:张健.领导干部压力的本质及其根源,人民论坛杂志,2009-01-23

[4]王淼之:官员选择跳楼自杀的压力从何而来?[EB/OL].http://news.9ask.cn/Article/fj/201006/720701.html

[5]储叶来、王立武:干部背负四座大山 心理压力大常常夜不能寐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5-10/25/content_3677411_1.htm

[6]黄珉珉:领导干部的心理压力有多大[J]; 决策2005(11)

Trace the origin of phenomena that officials commit suicide frequentl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leading cadres commit suicide. I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t involved financial, education, taxation, public security,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nd so on. Leading cadres commit suicide in different ways. Some jumped off building, some fired, some threw themselves under a train, some cut wrist, others hang themselves etc. Events involved in almost every administrative levels. From the section , the county level, the bureau level to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fact, officials commit suicide become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As a public figure leading cadres commit suicide is a personal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public event. Therefore, commit suicide phenomenon related to the healthy of the troops of cadres,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e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 It is personal reasons, social reason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 The author excavate deeply the driving force that prompted officials to commit suicid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uling 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provide reference of creating a healthy and civilized social atmosphere.

Keywords:  Officeholder;  Commit suicide;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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