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诸子的正批判思想

摘 要:中华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正批判哲学，前秦才子的其自然之真与社会之正让中华儿女荡气回肠；其方法论、逻辑性和创新性之批判闪烁着智慧之光；其价值取向、尚简崇构和前瞻性之判断倡导永恒实用之风。无论是站在人才开发 的角度，还是从建设文化强国的大局出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前秦，正批判，人才开发

1. 背景介绍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正批判始终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正批判是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阶梯、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桥梁。没有哥白尼的批判，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人类对自己所生活的星球真相的了解； 没有共产党人的正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正批判是正能量积聚的原动力。正能量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促进教育不断革新、发挥其引领作用的催化剂。正能量的积聚并非凭空形成，而是在对各种资源充分整合的基础上，主体成员对资源的一种有效利用和吸收。资源的利用和吸收不仅需要科学的方法，更需要积极地态度，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构成正批判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实现正能量集聚的必要条件。而运用正批判哲学观破解发展的难题，则是在我国教育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正批判是构成人才素质的核心要素。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无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消费者，亦或是从事知识创新、传播和运用的创造者，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选取、分析和判断数以亿计的网络信息，而正批判哲学就当之无愧的成为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2. 正批判的内涵

“正”在殷墟卜辞中表示“人向目的地走”的意思,而甲骨文的“正”大多用作“征伐”之“征”的意思。王力认为甲骨文中用“正雨”的“正”字表示正当、贴切、正当、合适、适宜,因此“黍年有正雨”中“正”的意思就是黍子的年成有适宜的雨，雨水适宜、不多不少，黍子才会有好收成。 “批”字从字形上解析是“用手拿着东西比一比”的意思，它在《說文》中的释义即为“手击也”，也就是“用手掌打”的意思。《庄子·养生主》中“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窽,因其固然”的描述就把“批”字阐述成了“在骨头接合的地方批开，没有骨头的地方则就势分解”的意思，比喻抓住关键,事情就能顺利解决。 “判”在《说文》中的描述为“判,分也”；而《庄子·天下》中“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判即为“分辨”的意思；宋代文人苏洵所著的《六国论》中“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的论述就对战争做出了透彻的剖析：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判”在这里表示的就是判断和预测的涵义。由此可见，批判是指在对事物进行深刻层次剖析的基础上，做出准确地判断和对未来的行动方案做出正确选择的一种行为。

由此可见，正批判是为了实现积极目标，运用恰当的方法，对客观对象进行理性分析，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为未来实践做出预测的哲学方法。其主要特点包括正义性、科学价值性、思维创造性、实践性和前瞻性。[1]

3. 前秦时期诸子的正批判思想

3.1 前秦诸子思想之“真”与“正”

正包含自然的“真”与社会的“正”。老子在《妙真经》中指出：“自然者，道之真也。”“真”是自然的真实，也就是客观反映事物本来面目；“正”是指社会的正义。道家创始人老子，以自然规律为一切事物及发展变化的最高准则。《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意思是，人受制于地，地受制于天，天受制于规则，规则受制于自然。道法自然即道效法或遵循自然，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是遵守自然规律的。老子的批判没有只停留在哲学方面，他否定现实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先秦诸子肯定和维护现行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老子深刻地洞察了现实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异化现象, 认识到了政治权利、政治共同体所必然具有的异化性、虚假性和危害性, 并根据其退化论的历史观对其作了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揭露和批判现实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危害和人性的扭曲, 证明了现实的君主制度、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神圣性对一个真正的觉醒者来说是不存在的。[2]

另一位先贤慎到对“正”加以深刻的论述。他虽然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的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却差之甚远。道家认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从”、“无为而治”，慎到却把法家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或“理”等同起来，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二者又都源于他的公私观。在他看来,天子、国君以及各级官吏不但必须“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如此种种也都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而设立的。因此他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由此可见，他已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反对忠君。与荀子的以身殉道相似，慎到的以死守法同样发人深省，引人深思，虽然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燕赵文化中人性的一种探讨，一种印证，它们的存在使得燕赵文化这颗明珠在华夏大地之上显得更加耀眼夺目。

3.2.道家正批判思想

德国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老子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 黑格尔认为：东方古代世界是精神的儿童时代, 是人类从感性的感觉走到普遍的意象阶段, 走到概念理解阶段, 进而认识事物的心灵, 它的真实的本性。正批判仅反映在其作品创造作过程中而且这一哲学思想贯穿于《道德经》全部，在仅仅5千字在一书中，、“不”、“无”反复出现，“非”字10处，“不”字出现27处，“无”字出现高达101处。“无”表示不定指的人、事物、时间、处所外，还表示事物发展不断变化，解决问题要从不同视角遵循事物变化规律。 作为哲人的老子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然, 老子通过对“道”和“德”的阐释，揭示正批判哲学在事物发展中的本源作用，以及对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价值体现。老子追求的是真正的道德、仁义、忠信、孝慈。老子通过正批判过程使道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度，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康德理性的批判无疑受到老子道论的启发。

3.3儒家正批判思想

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人。他批判孔子以“仁”为核心、孟子以 “义” 为核心的中心思想，提出“礼”、“法”。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荀子在批判诸子百家过程中，提出了批判的之方法：一是提出了批判“重点论”。 他认为“两贵之不能相事, 两贱之不能相使。” 二是批判在于说理。他认为批判必须“导之以理, 养之以情, 物莫之倾, 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 则其正外易, 其心内倾, 则不足以决粗理矣。” 荀子身体力行, 在论证过程中, 运用大量具体材料—或援引古代传说, 或列举历史事实, 或虚构寓言故事, 或引证经典谚语, 作为例证取实的论据。通过辩证论述、比较推论的论证方法, 层层分析, 环环入扣, 逐步导出结论, 使文章道理说得透彻而且无懈可击。三是批判之二分法。荀子认为人的思想有了片面性, 就看不清大道理。他认为“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荀子以此为出发点, 批评了先秦诸子中一些人的思想片面性。荀子的批判观含有鲜明、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是认识客观事理的科学方法。对此,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有一段确当的论述。他指出：荀子“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汇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这些固然表示他对于百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 而在他的学说思想里面, 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 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 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3]

3.4 法家正批判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认识论方面，批判道家宣扬的对立统一，认为反对事物人们对思维规律和语言逻辑，汲取老子的自然思想，提出政治情实思想。在他的《解老》中说: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 无缘而妄意度也。” 所谓前识就是脱离具体事物及其道理的思考, 所谓无缘, 就是没有具体事物作为条件和根据。在他的心目中, 所谓大丈夫是指那些有大智慧的人们, 他们所拥有的大智慧正是关于感官世界的实际知识, 即情实和道理, 而决不会是什么超感觉的知识，必须把经过“参验”检验部和实际的“愚诬”知识，“恍惚”、“微妙”的空谈清除出去，确立一种切合实际功用的统一学说。韩非通过寓言形式，用“矛盾”一词把当时不同学说的根本对立，提高到逻辑学上的矛盾排中律来说明。

在政治方面，韩非子从法治内部的矛盾，即君主集权制度与新生的成文法的矛盾出发对前法家的单纯法治的进行批判。韩非子对政治腐败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政治腐败给法治带来的难题，分析了腐败的人性根源，对儒家的颂古非今、“性善论”、宣传的“仁政”的政治历史观进行了尖锐批判，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精心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以“法”、“术”、“势”严密控制的“法术之士—国君”、“国君—臣子”、“官吏—民众”三级社会模式。这个模式被当时的秦国采纳并付诸实践，在帮助秦国加强君主集权、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实施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申宝国.邓小平正批判哲学[J].河北社会科学网，2008.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43 页。

[3]郭沫若.十批判书[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