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经济文化与杂（戏）剧的关系

  摘要：宋代国家制度的转型，导致思想文化的转型、导致门阀士族没落、士庶界限消失，特别是科举取士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使宋代广大中、小地主甚至工商业者和自耕农，都获得了读书应考的进取机会。这些人崛起于社会中、低层，思想情感都比较开放自由。与之相应的是宋代商业经济兴盛的情况下，固定的大型演艺场所纷纷涌现，形成文艺市场。这为宋代杂剧形成提供了土壤。本文从民间杂(戏)剧的角度分析宋代经济文化，从中总结出宋代杂(戏)剧受经济文化的影响，具有商业、娱乐、充满世俗气息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宋代  经济    杂（戏）剧 

引言

宋代戏剧的戏文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宋杂剧，唱赚等综合发展而成。明徐渭《南词序录》中记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宋人的词和里巷歌谣、村坊小曲是为曲调来源，唱的形式来源于清宫调、唱赚等。表演上主要源于民间、歌舞伎艺和杂剧等。从本质来说，戏曲艺术是属于市民的艺术是俗文艺。从这个角度看，市民艺术的兴起与发达宋代发达的商业市场，以及当时享乐的和拜金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宋代商业的兴起

1．1  宋代的商业兴盛

中外史家都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商业交易中“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经济职能的增强，小镇市的兴旺，大城市的繁华，区域市场的形成，沿边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都令世人震惊。虽然在宋代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空前发达的商品经济亦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但极为繁盛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却诱导宋代居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嬗变，使两宋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偏移。

唐代后期,这种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 年) ,在都城长安,除法定的以东、西两市为专辟的商业区面积不过四坊曲之地外,在热闹坊曲之处也出现了商贩。①天门出现了卖鲜鱼的商人,宣平坊出现了“张帽驮桶”的卖油郎,亲仁坊也经常有“负贩之人”(《唐两字城历考》) 出入,延寿坊甚至有人开起了金银珠玉铺(《唐阙史·王居士神舟》) 。##end##

到宋代,这一限制完全消失,都城开封的布局不再沿袭唐代前期都城的封闭式坊里制度,商人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与住宅区的坊里互相交错。这一现象说明,前代严格的坊市制度逐渐趋于消失。就营业时间而言,宋代以前商业区有着严格限定的营业时间,城北、坊门入夜关闭。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则突破了这一限制,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延长到三更甚至四更(《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 。据《宋会要·食货六七之一》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由于放松了对营业时间的限制,所以宋代夜市是非常繁荣的,如北宋都城开封街头“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罢”。

②此外,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也突破了以前的“市”制,逐渐兴起了新的商业区———镇市和草市,有些镇市和草市还因贸易发达和人口增加,发展成为州县城厢的一部分,或者成为独立的小工商业城市。这些事实表明,在都城里,从事商业的空间,由前代几个坊的面积扩大到皇宫以外的各条街巷,甚至扩大到城郊广大地区;经营商业的时间,由白天延长到夜里,甚至通宵,商业气氛较以前更为浓厚了。

1.2      文艺商品化的原因

还有宋代文艺商品化，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大量涌现, 具备总结其形成原因三个基本社会条件。

其一, 城市格局开放, 没有坊市制的约束, 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 其二, 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农民的生产季节性强, 春、夏、秋三季都是农忙季节, 只有冬季农闲。固定的剧场, 如长期闲置便不能生存。城市居民如工商业者、官吏等一年四季并无明显的闲忙之分; 其三,口密集, 并且有众多的闲散人员, 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宋代开封、杭州都是拥有百余万人口的大都市, 不但“浩穰之区, 人物盛伙”, 而且“游手奸黠, 实繁有徒”⑦。如南宋杭州即形成一支游手好闲阶层。他们大都热衷于娱乐, 爱好文艺,“更专以参随服役资生, 旧有百业皆通者, 如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 及善能取覆供过, 传言送语”⑧。这些在市民文艺熏陶中成长的闲人阶层, 无疑是演艺场所的常客。

瓦子勾栏最早在宋代开封诞生。瓦子(又称瓦舍) 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 其中以勾栏(又称勾肆) 为

主, 包括饮食、占卜、赌博、买药、喝故衣、剃剪纸、画令曲等商业、艺术活动。游客观众来去自由, 来时汇集一起, 有如瓦合; 离去散布四方, 有如瓦解, 因而称之谓瓦子。开封城内外, 至少遍布着9 处瓦子, 即《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东角楼桑家瓦子、近北的中瓦、里瓦、旧曹门外朱家桥瓦子、大内西边的州西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宋门外瓦子、保康门瓦子、旧封丘门外斜街北瓦子。南宋初, 瓦子随南迁的宋政府一起传入杭州:“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 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 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 招集妓乐, 以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后来扩张为17 处。① 南宋中后期增加到20 多处。

瓦子中的勾栏, 即用栏杆、幕幛等物封闭的剧场。各瓦子中的勾栏数目多少不一, 开封的桑家瓦子、中瓦、里瓦3 处, 内有大大小小的勾栏50 余座。勾栏以棚为号, 各有独具特色的名称, 如莲花棚、夜叉棚、象棚等。其中以象棚规模最大, 居然可容纳数千名观众! ② 其演出时的热烈场面可想而知。作为大

型的固定剧场,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 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如杭州艺人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 占一座勾栏说话, 不曾去别瓦作场”③。他以此业为生, 以此地为生, 终身占有一座勾栏, 意味着其艺术魅力吸引着相对固定的观众,

说明这座勾栏的长期存在。

其二, 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气候变化影响。孟元老说:“大抵诸酒肆、瓦市, 不以风雨寒暑, 白昼通夜,骈阗如此。”④ 又说瓦子勾栏中“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 晚看着不及矣⋯⋯不以风雨寒暑, 诸棚看人, 日日如此。⑤ 清晨即有早场的多本杂剧开始演出。南宋杭州的北瓦中也是“十三座勾栏不闲, 日日团圆”,并有夜间演出的明确记载:“独勾栏瓦市稍远, 于茶中作夜场。”⑥可见勾栏的演出时间饱满, 利用率很高。

其三, 既有早场、夜场, 表明勾栏中一定配置有相应的灯光设备。宋代制灯业极发达,“灯品极多圈片大者经三四尺, 皆五色琉璃所成⋯⋯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 昂耀夺目”。在灯光照耀下的居民宅院,“靓妆笑语, 望之如神仙”⑦, 具有很好的舞台效果。这些明亮精彩的节日花灯, 足可证明勾栏之内拥有更适宜演出的室内灯光。

其四, 既不畏风雨寒暑, 表明勾栏的密封和通风设施齐全, 可遮拦风、雨、雪, 冬天不致于太冷, 夏天不致于暴晒或闷热, 保证全天候演出。

其五, 理当有相应的扩音设备。像容纳数千人之多的开封象棚, 若演出“浅斟低唱”的说唱节目, 没有

扩音设备是不可能的。瓦子勾栏的涌现及其盛况,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梨园由唐代宫廷走向民间的硕果, 也是文艺走向市场的硕果。市民文艺由此正式商品化。全年日夜演出的勾栏, 填补、丰富了市民社会性的夜生活, 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素质, 为规范化的市民文艺之发展创造了更优良的物质条件和专业场地, 造就着一批批高质量、职业化的演艺人才。

二、宋代戏曲艺术的特点

2.1   民间性

就本质来说，戏曲是属于市民的艺术，是俗文艺。从这个角度看，民间性应该是中国戏曲与生俱来的特性。这里之所以还要把“民间性”作为南宋戏文的审美特质来讨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与宋元杂剧、明清传奇等戏曲样式相比，宋代戏文具有更多更浓厚的民间色彩，民间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宋代戏文作为民间戏曲，其民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作演出班社的民间性。就剧本创作来看，南宋戏文大多是书会才人的集体作，并在长期演出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创新。而像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多为文人创作，甚至发展到纯为阅读欣赏的“案头之作”，带有较多的骚人学士气息。从班社性质来看，南宋戏文主要是由民间业余班社搬演的。编《张协状元》的“九山书会”，就是一个既编又演的业余编演团体。而唐宋歌舞、宋金杂剧除民间业余班社和职业班社外，一般还有宫廷皇家班社；南宋戏文却从不见有皇家戏班。⑧

2．艺术创作方法的民间性。宋代戏文内容既多表现民间老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诸如妇女问题、婚姻问题，表现形式上也带有浓厚的民间地方色彩。从曲辞声律看，“不叶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士女顺口可歌而已”⑨。如《张协状元》中，[东瓯令]、[台州歌]、[福青歌]、[赵皮鞋]、[鹅鸭满渡船]等，都是村坊小曲，具有民间里巷歌谣的风味。从宾白看，运用大量的方言土语，如《张协状元》中“娇奶奶”、“懒能负重担”等，都是至今仍流行在温州一带的俚语，正如徐渭所说的是“村坊之声”，“皆俚俗语也”。⑩

3．表演艺术形式的民间性。就表演艺术形式来看，宋代戏文更具有浓郁的民间伎艺特色。虽然现在已无法看到当时舞台演出的全貌，但我们在现存的《张协状元》剧本中，可以看到有大量插科打诨式的滑稽表演片断，并且是相当市民化的。如剧中把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词人柳永，以“净”的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加以诙谐的戏谑，使这一“浪子”形象更具市民色彩。

4．演出活动形式的民间性。从演出活动形式看，宋代戏文主要是在城市瓦舍勾栏和农村庙台、草台演出，且往往与农村“迎神赛会”的习俗紧相结合，始终以民间各阶层人民为自己的服务对象。而宋杂剧除了在瓦舍勾栏中演出，也常常出入宫廷，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载有《官本杂剧段数》280出，就是宋宫廷戏班——教坊中常演的剧目。明清传奇也多有在豪绅士大夫的堂会中演出者，为封建士大夫文人服务，并为他们所赏识。

2.2  商业化和专业化

宋代作为商业性的演出，民间艺人要想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必须适应观众的审美情趣，不断提高表演技艺，这就促进民间音乐向专业化方面发展。据《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时期艺人们的专业分工已相当细，每一表演形式均有代表性的艺人，如名闻京师的小唱艺人有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嘌唱艺人有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诸宫凋艺人有孔三传；叫果子艺人有文八娘等。南宋时期仍保持着这一传统。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记载，临安北瓦中“常是两座勾栏专讲史书"，艺人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等；“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处作场口”可见专业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由于民间音乐商业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民间音乐在宋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宋代的音乐艺术与隋唐时期相比，其主流已不再是由宫廷影响民间，而足由民间影响宫廷。民间音乐的水平代表了整个宋代音乐发展的水平。比如北宋时在民间兴起的唱赚与诸宫调，即深受文人士大夫们的喜爱。南宋时产生了民间的清乐、小乐器、鼓板等器乐合奏形式都曾在宫廷流行。宋代音乐的性质已经不再像隋唐时期那样具有贵族化的特征，而是由贵族化转向了世俗化。

三、商业与戏剧的关系

首先，都市商业的繁荣刺激了文化消费的需求。众所周知，都市商业活动的兴盛，其结果之一就是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出现，其中市民中的“闲人”对诸如鼓子词、诸宫调、词话、讲史、说经、杂剧、南戏、话本等种种通俗文学的萌芽与兴盛，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作用。《梦梁录》、《都城纪胜》都专有“闲人”一节，肯定其“本色”在“学像生、动乐器、杂手艺、唱叫白词、相席打令、传言送语，”“讲古论今、咏诗和曲”等方面的才能。由于他们的情趣爱好，才能将市民日常生活中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物化为文学作品，与传统庙堂文学堂而皇之地一较高下。

据《东京梦华录》载，许多东京市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干活也不是吃饭，而是匆匆忙忙奔向勾栏瓦舍，去欣赏那里的小杂剧演出，惟恐“差晚看不及矣”。可以说, 市民的这种娱乐消费需求是俗文学兴盛的土壤和繁荣的契机。由于他们的情趣爱好，才能将市民日常生活中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物化为文学作品，与传统庙堂文学堂而皇之地一较高下。据《东京梦华录》载，许多东京市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干活也不是吃饭，而是匆匆忙忙奔向勾栏瓦舍，去欣赏那里的小杂剧演出，惟恐“差晚看不及矣”。可以说, 市民的这种娱乐消费需求是俗文学兴盛的土壤和繁荣的契机。

其次，都市商业文明的进步促成了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宋代词的传播主要是口头传播，因为词是配乐歌唱，类似于今天的通俗歌曲，而且主要是通过歌伎这个载体来实现的。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载：“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娟，古意尽矣。”宋代词人中最受人欢迎、最为流行的当推柳永，上至帝王宰相，下至平民百姓，及和尚道士，都热爱柳词。可以说，柳永是一位拥有大批铁杆“粉丝”的词坛明星，“凡有井小饮处，即能歌柳词”。 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柳词是“天下咏之。”柳词的广泛流布，正是由于城市经济及其商业文明的繁荣所提供的广大的歌庭文会和勾栏瓦舍、茶楼酒肆等大众文化娱乐消费环境场所，才使其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流布的速度也更加迅速。因为人们到这些场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遣娱乐，为了寻找感官刺激，惟其如此，词才能引人入胜。话本小说的流布也主要以口头讲唱，通过说书艺人来实现。

注释：

（1）《唐两字城历考》

（2）《唐阙史·王居士神舟》

（3）《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

（4）《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卷19

（5）《东京梦华录》卷〈酒楼〉

（6）《东京梦华录》卷5〈京华伎艺〉

（7）《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卷19

（8）《武林旧事》卷2〈元夕〉

（10）《戏曲优令史》P148

参考文献：

[1]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2]夏野.中国音乐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4]徐宏图、孙崇涛.戏曲优令史[J].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