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黑三郎”还是“忠义黑三郎”？

毫无疑问，宋江在《水浒传》中是“孝义黑三郎”。然而，历代大部分研究者却倾向于将他诠释成一位“忠义黑三郎”。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忠义”始终是《水浒传》的作者们为小说预设的主题，也是在近世语境下小说得以生存的必要保障。在小说中，表彰“忠义”之处比比皆是，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忠义”的呼声都是通过作者们笔下的宋江之口喊出来的。譬如，在上梁山后，他念念不忘的是九天玄女的“法旨”：“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在坐上第一把交椅后，他把“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在临终前，他自白道：“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由此观之，宋江的确无愧于李贽称赞的“忠义之烈”的谥号。然而，在宋江心中，“忠”真的是排在第一位吗？“忠义黑三郎”真的比“孝义黑三郎”更能体现出他的风神吗？

只看他临终前的自白，便不难发现在宋江心中，“忠”决不是坚定的信仰。既然他“忠心不负朝廷”，为何又认为是“朝廷负我”，并且以“无辜”自居？显然，他对于自己一生的“忠”的行迹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以“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为己任，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知道自己是死于“朝廷”之手，即便如此，他还要重申自己的“忠”，并且“不肯半点欺心”，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嘲？作为一位务实的领袖，宋江恐怕是不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坐实这个“忠”字上的。历代研究者视“忠”为宋江之所以成为宋江的第一义，大都与《水浒传》的悲剧结局有关。的确，作为领袖的宋江对梁山水泊的没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个人的“忠”，准确地说，是由“忠”衍生出来的“愚忠”，进而异化形成的“投降主义”是无法全盘包揽悲剧的成因的。正如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视作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造成的悲剧的看法是不负责任的，把英雄们的悲剧简单地视作宋江一味主张“忠”酿成的苦果也是不客观的。任何悲剧的成因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梁山水泊的失败来反证宋江的“忠”起码是不科学的。因此，“忠”固然是宋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非构成他的精神的第一义。如果本着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考察宋江，就不应被作者和作者笔下那个“宋江”牵着鼻子走，而是从作品中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寻找答案。##end##

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在研究《水浒传》时将“考察小说与其所声言的崇高道德相对的真正道德实质”作为任务之一。（《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78页）对于一部作品，尤其是像《水浒传》这样的群体创作的小说，有必要用历时的眼光进行考察，即将作者的态度、主张、道德标准与作品中人物的态度、主张、道德标准区分开来，甚至是将人物的自我评价与作品中记录下来的共时性的评价区分开来。小说的道德实质与其声言的道德通常在两个层面上铺陈开来。这一点对于考察《水浒传》至关重要。夏教授指出：“一百零八将中有较完整故事的依次有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李逵、石秀和燕青。真正堪称大手笔的当推鲁智深、武松、李逵及林冲的故事，除了宋江、李逵是例外，大部分好汉最令人难忘的经历都发生在上梁山前。”（《中国古典小说》，第83页）宋江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其故事既没能荣膺“大手笔”之列，又发生在上梁山之后，还必须依靠与李逵的互补，如果修订者不给他注入浓郁的角色意识，他恐怕很难坐上第一把交椅。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将宋江的戏份砍去大半，这与他对宋江的“偏见”不无关系。宋江时常表现出来的角色意识不能不说是造成他被广泛“偏见”的重要原因。这样以来，一位时刻在提醒听众和读者自己是“宋江”的宋江便与一位自然而然的宋江同时出现在小说中了。如果不注意区分，后者的形象很容易被前者所吞噬。这应该正是“孝义黑三郎”被改造成了“忠义黑三郎”的原因。

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故事的魅力。很显然，对故事贡献更大的是自然而然的人物，而非具有强烈的角色意识的人物。更受听众和读者欢迎的也是前者，因为故事永远是小说的本体。说教永远是副产品，而人物的角色意识正是完成这样一种使命的意识。在作者看来，这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听众和读者看来，这永远不会是他们的“正餐”。在《水浒传》中，“孝义黑三郎”的形象要比“忠义黑三郎”更加丰富，想必这正是在小说的成书过程中，听众和读者选择的结果。

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出场伴随着这样一番介绍：“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杨义先生指出：“他上梁山泊之前内心纠结着孝与义的冲突，上山之后由于父亲已得安置，内心冲突又衍化为忠与义。”（《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杨义著，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月第一版，第48页）正是因为具备“孝与义”和“忠与义”的冲突，宋江才得以成为小说中最具精神张力和思想深度的人物。“孝与义”的冲突在宋江身上得到了生动显现，远比“忠与义”的冲突在小说中来得自然。在上梁山水泊之前，宋江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孝”与“义”，“忠”并不在此列，充其量是通过“孝”间接折射出来的蕴藉在心底的价值取向。唯有明白这点，方能理解这位被历代研究者视为“忠义黑三郎”的宋江何以做出诸多“不忠”的行迹。很显然，在宋江的价值体系中，“忠”是服从于“义”的，只有当其危及“孝”时，才有可能被审慎地考虑。更重要的是，他对“忠”的理解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的。入伙之前，他由“孝”及“忠”，对“忠”的认识是朴素而具体的；上山之后，由于“孝”已不成问题，“忠”在他心中反而从理性走向感性，变得不再朴素，同时不再具体。这一变化表现出来便是“忠与义”的矛盾在他心中、也在梁山水坡内部愈演愈烈。他有能力将“聚义厅”变作“忠义堂”，但却缺乏使“忠”与“义”真正联姻的理论素养。本来，“忠”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义”，改弦更张之后，他却被作者和那个具有角色意识的自己胁迫着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喧宾夺主的决定，这才是他在悲剧面前应当检讨的。其实，在“义”字前面加上“忠”字，本是作为领袖的宋江的权术，绝不足以成为他的信仰。对此，杨义先生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面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众兄弟，他不能不玩弄调和忠义的权术加以统驭，一方面以‘义’字牵合江湖好汉的野性，一方面以‘忠’字补偿朝廷降将的心理倾斜。”（《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第49页）“忠义”联姻是为了“义”能更好地得到贯彻。“忠义黑三郎”绝不是他最具真性情的本来面目。后来，“忠”在与“义”的较量中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故事情节也便一泻千里，绚烂过后迅速归为平寂。“忠义”取代“孝义”，伴随而来的正是听众和读者对金圣叹腰斩之举发出的喝彩声。

即便是在上了梁山水泊之后，宋江的“义”的本色还是构成了这一人物的后期的性格底色。在最后一回中，宋江临死前把李逵请来，让他也喝了毒酒。在这个貌似“忠”的情节中，实则流露出了“义”的真谛。正是这个情节的设置，才使得《水浒传》具有了更高的普世意义。“宋江此举……颇像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中因绝望而一起自杀的情人，不过在中国，这种做法只是再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盟誓。……它（指《水浒传》——作者注）在最后一回里，肯定了对无私友情即‘义’的无尚追求，从而上升到真正卓绝的高度。”（《中国古典小说》，第108页）应当承认的是，夏志清教授的分析更尊重作品，也更尊重宋江。构成宋江精神世界第一义的是“义”，他真正完成的是“孝与义”，“忠”则永远是未完成的，其实在近世语境下也是无法真正完成的。以“忠”来统摄他的灵魂是不足取的。宋江就是宋江，那个“孝义黑三郎”，那个时人眼中的“呼保义”，而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