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失范的社会生态场域分析

[摘要]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但传统孝道在今天却被解构了，而新孝道仍有待建构，孝道表现出失范状态。中国传统孝道的运行有一个社会生态场域支撑，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孝道运行的社会生态场域解体了。而新的社会生态场域不但不支持传统孝道，反而解构了传统孝道，使得孝道在今天中国转型时期表现出失范状态。

[关键词]孝道   失范   生态场域

Analysis the Socio-ecological Field

of the Anomie of Filial Piety

[Abstract] Filial piety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but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has been deconstructed today, and the new filial piety has yet to be construct, therefore filial piety shows state of anomie. There is a socio-ecological field support the runn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but because of social changes of modern China, the socio-ecological field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s running has been disintegrated. The new socio-ecological field not only doesn’t support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but also 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therefore filial piety shows state of anomi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today.

[Key words] Filial Piety    Anomie    Ecological Field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也是传统美德的根本，[1]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孝道为基石建构起来的。但是自新文化运动对孝道批判以来，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今天，传统孝道被解构了，新孝道还没有建构起来，孝道处于失范状态。在中国老龄化不断发展的情势下，孝道失范不利于家庭和谐，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

“失范”作为一个重要学术范畴要归功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杜尔克姆把由于社会分工的增长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改组，同时道德规范的发展又没能及时跟上，致使社会调节发生故障，无法维系人们之间的联系，不能有效控制人们的欲望和行为的状态称为‘失范状态’”。[2] (p146)  孝道失范就是孝道的价值及其规范要求缺失或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孝道行为缺失的状态。许多学者看到了孝道失范现象，他们对孝道重建提出了许多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应对传统孝道的内容进行改造，构建新孝道，[3]并对新孝道的各方面进行了论述；[4]一些学者认为传统孝道有许多积极意义，以此来提倡并重建孝道；[5]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重建孝道的具体措施，这些观点对孝道重建很有用。但笔者认为，只有对孝道失范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在孝道的社会生态场域中找到引起孝道失范的一系列社会生态因素，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孝道重构的路径。##end##

中国传统孝道的运行有一个社会生态场域支撑，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孝道运行的生态场域解体了，而新的社会生态场域不但不支持传统孝道，反而解构了传统孝道，使得传统孝道在当代中国转型时期表现出失范状态。本文试图分析孝道失范的社会生态场域。

一、近现代社会变革对传统孝道的解构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孝道的批判基本解构了传统孝道。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在中国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先要进行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思想特别是其伦理道德思想，以唤起民众的支持。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孝道的批判上。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揭露封建孝道的本质、分析封建孝道的危害性和抨击封建孝道的虚伪性来批判传统孝道。认为孝道的本质是家族专制和君主专政的思想基础，其根本的精神是维护专制和不平等。 [6]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思想家认识到封建孝道的愚忠和糟粕，对孝道弊端及其虚伪性的批判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核心是孝道，但把封建伦理道德等同于孝道，对孝道的内容不加鉴别地加以批判，对孝道彻底否定，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有失偏颇，也缺少理性。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孝道为基石建构的，这种彻底否定孝道不仅使传统孝道基本解构，还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良道德因素生长的生态环境，致使中国今天孝道重建乃至道德建设特别困难。

新文化运动把对封建文化的批判集中在孝道上的做法，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文革”期间把传统孝道当作封建糟粕继续批判的做法。正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对孝道的彻底批判和建国后及“文革”期间对孝道的继续批判，传统孝道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只具有负面价值的东西。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呼吁重视传统孝道，也提出传统孝道有诸多价值，但有限的呼吁仍被众多的否定性意见所淹没。可见，近现代对孝道的批判是孝道失范的重要历史原因。

二、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传统孝道的冲击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的许多思想也进入中国，为今天中国人所熟悉。不可否认，西方的许多先进思想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也有利于国人解放思想。但西方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家庭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构成了威胁。

西方的价值观一直比较崇尚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家庭伦理中的表现是特别强调个人权利和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家庭中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和隐私。这种极强的个人意识使西方家庭结构相对松散，家庭意识比较淡薄。西方偏重个体本位的家庭伦理未能充分认识到家庭是个体生命的起点和归宿，也削弱了人的家庭责任感和合作精神，使得家庭成为缺乏亲情依靠的空间结合体，导致了家庭成员的相互对立乃至对抗的趋向，这样的家庭极易解体。家庭意识比较淡薄和家庭责任感的淡漠是西方家庭伦理的主要特点和致命弱点。[7]

西方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是其价值观的又一特点。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精打细算，都是尽量扩大个人的幸福和利益，尽量减少个人的痛苦和代价，人是“经济人”。实用主义则在生活中一切讲实惠。这两种思想在家庭伦理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把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把家庭的亲情用金钱来衡量，片面追求个人幸福。这种家庭伦理没有看到个人利益是家庭利益的具体体现，家庭幸福与个人幸福休戚相关。这使得家庭成员的关系中也渗透着利益关系、金钱关系，缺少了自然的人伦亲情。

西方的这些价值观自近代以来对中国人的影响逐步扩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影响越来越大，并在年轻人中成为一种潮流。这对中国原有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伦理造成了严重冲击，孝道意识也进一步解体。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家庭意识淡薄，家庭责任感淡漠。更有甚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由与幸福而虐待父母、杀害父母。可见，孝道的失范与西方价值观对中国家庭伦理的冲击是分不开的。

三、中国社会转型加剧孝道的失范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和难度都前所未有，这是一个前景光明、充满希望同时又是饱含痛苦、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这种转型必然会在社会结构的转换、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价值观念的转换等方面对我国社会运行状况和人们生活给予深刻影响，必然产生一种转型效应。社会转型对孝道的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  家庭的变迁对孝道的影响

我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家庭也发生一系列变迁，家庭变迁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加速的今天，家庭变迁也给家庭中的孝道带来不利影响。

首先，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对孝道的影响。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也日益从联合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我国也出现了家庭核心化的趋势，这与我国社会的发展有关，另外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也使21世纪的前十年里，第二代独生子女将至少在城市中出现。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使传统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四世同堂成为历史。家庭核心化使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很难在生活上照顾父母，而对父母在精神上的尽孝更为不易。其次，家庭关系的变化对孝道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家庭内的关系也更加复杂，目前，家庭中代际关系问题、性别关系问题和经济利益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出现了新的代际关系的不平等。这表现为从传统的以父亲为中心转变为以孩子为中心，家中的“小皇帝”越来越多，这些“小皇帝”只片面要求父母给予自己需求的满足，却很少承担满足父母需求的义务。这种状况使得孩子从小心中缺乏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感激，一切都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至于他们心中的孝道意识就更淡薄了。新的代际关系的不平等对孝道的影响不可忽视。至于经济利益问题也使得家庭关系复杂。这些复杂的家庭关系影响到家庭内自然的人伦亲情，也造成家庭内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家庭的解体，自然也影响孝道。再次，家庭功能的变化和家庭解体对孝道的影响。随着社会转型，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的离婚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而我国新的婚姻法对个性的尊重和对爱情的张扬，还会使中国的单亲家庭和再组合家庭增多。单亲家庭和再组合家庭的增多影响子女的教育和原父母家庭。这也使孝敬原父母和对子女的孝道教育存在困难，从而影响尽孝。

2．价值观的转换对孝道的冲击

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伴随人们价值观念的转换。首先，表现为价值的标准和规范多元化带来的孝道价值迷失。原有的统一的价值规范和标准被打破，社会生活中两种或几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同时并存，此时人们所遵循的价值规范与所追求的目标呈多元化，使人们在多元的价值规范和标准面前不知所措，加上社会角色的急剧转换，人们普遍表现为价值迷失，此时孝道价值的迷失也是其中之一。其次，表现为传统道德规范的权威减弱带来的道德失范。由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整合程度低，共同的价值规范缺失，使传统道德规范的权威减弱，这时没有一套现存的社会道德规范来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行动，使得社会道德失范。道德失范使得社会风气败坏，犯罪率上升。道德失范也影响家庭伦理道德，家庭伦理中出现了夫妻互不信任、婚外恋、重婚、家庭暴力、凌辱老人等现象。家庭伦理中的孝道也自然受到影响和冲击。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难以避免的金钱至上，使传统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也使孝道受到冲击。

3．城市化对孝道的影响

城市化亦称都市化，通常是指伴随人口集中，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农村地区不断转化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8](p338)  这种社会变迁带来一系列社会变化。首先，城市化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家庭为主的初级群体向以单位或组织为主的次级群体转变。此时初级群体的原有功能发生转移。在传统社会，个体主要在家庭中接受教育。然而在今天的城市中，个体从小就被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以后又上小学、中学、大学，主要在次级群体中接受教育。传统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作坊中，主要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但现在人们主要在单位或组织中劳动。这种功能的变化使人际关系从以血缘关系为主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过去人们以家庭关系为中心，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成员间特有的合作和面对面的互动，使家庭关系充满了亲情和温馨。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以职业为中心，人们之间的交往带有短暂性、间接性和功利性的特点。现在家庭成员在生产中的合作减少以致消失，从而家庭关系淡漠，传统的亲情日渐衰微。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曾说过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与乡村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传统的乡村社会具有强烈的内聚性，人们彼此关心、亲密无间，他们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价值和规范。而在城市中，人们原有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弱化。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人们很少有共同的价值和规范，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城市生活的特点就是唯我独尊、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9] (p66-67) 城市化带来的人际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影响孝道，影响家庭伦理，影响亲情。其次，城市化带来道德嬗变。从腾尼斯的论述中我们就可看到这点。而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也提到城市化带来道德嬗变。认为城市中人与人关系相当冷淡，保持一定距离，大城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金钱具有万能的特性，所有的人格和品质都可用金钱来衡量。 [10] (p310)  城市化带来道德的嬗变也影响到家庭伦理的变化，使得家庭中的孝道受到影响。再次，城市化带来大量的人口流动。城市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时各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繁。这种状况使原有的家庭成员分居各地，给赡养父母带来不便，造成实际上尽孝的困难。

四、个体孝道社会化的家庭缺位

中国传统的个体道德社会化是在家庭中进行的，是以孝为教的家庭道德教育机制。 [11] 这种道德教育机制可以说是中国独特的道德社会化机制，与现在由学校、社会部门、工作单位、大众传媒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机制相比，家庭道德教育机制有其独特优点。从道德教育主体看，家庭承担了个体道德社会化的实施者和监督者，为道德社会化提供了良好的责任制和监督制。从道德社会化的内容看，传统个体道德社会化是以孝为教，即围绕孝道而进行个人品质和人格的养成，以孝道为基石来建构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和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从道德社会化的环境和方式看，家庭的温馨和自然亲情使个体的道德社会化充满了人伦，更易为被教育者所接受。由于习染式的教育方式，这也使道德教育的效果更为理想。

但遗憾的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以来彻底解构了中国的家长制，致使这种家庭道德教育机制也被彻底解构。现在由于家长权威不再，家庭已不再是个体道德社会化的主角，社会管理者承担了对个体的道德社会化义务，而社会管理者对个体的道德教育却收效甚微。个体道德社会化的家庭弱化和缺位使个体的早期道德社会化面临诸多困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道德教育效果不理想的症结所在。这实际上也摧毁了个体孝道教化的生态环境，使孝道教化面临困境。

家庭中父母的权威对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具有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儿童的依赖生活期都是在家庭环境中度过的。由于儿童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对父母的依赖，很容易使父母成为儿童心目中全知全能的权威，而父母借助于这种权威形象对子女进行社会化指导，是子女无法抗拒的。而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也还不成熟，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儿童和青少年主要以模仿的形式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对新奇的东西感受特别强烈。面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这种身心特点，要保证他们的社会化特别是道德社会化顺利进行，社会就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社会权威形象。但现在家庭中家长的权威消失了，严重影响了儿童和青少年的早期道德社会化。除此之外，家庭中家长权威的消失还从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不统一方面影响个体的早期道德社会化。在传统社会中，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社会化基本上是在家庭中完成的，规范和价值标准比较单一。而现在除了家庭以外，学校、社会单位和大众传媒也加入到个体早期道德社会化过程中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家庭、学校、社会单位和大众传媒往往在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方面存在分歧，有的还是比较大的分歧。不仅如此，家庭内部的道德标准也不统一。传统社会家长权威存在的条件下一般是由父亲说了算，但现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都有发言权。他们的道德标准分歧使儿童和青少年在内化道德价值标准时往往无所适从，引起角色认同方面的混乱，造成儿童和青少年早期道德社会化的困境。家庭权威弱化和缺位造成个体早期道德社会化的困难这也摧毁了个体孝道教化的生态环境，使孝道教化面临困境，造成个体成年后孝道意识和观念的淡薄。

五、孝道法制保障的缺失

孝道失范还与现实中孝道法制保障的缺失有关。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孝道并制定法律来保证孝道在整个社会得到贯彻和落实，对于不孝或虐待父母的人依据法律严惩。历史上以法律来保障孝道的做法值得借鉴。虽然我国现行婚姻法中规定了子女应赡养父母，但它不能有效保证对老人的赡养问题，我国需要一部专门的赡养法律来保障孝道的实施。人们也许要问：孝道立法还能体现孝道的自然亲情和人伦吗？这实际上涉及到道德立法的问题。一般来说，道德立法的必要性取决于三个因素：“道德依赖自身的手段能否解决全部的道德问题？道德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重要性而必须立法？道德的法律强制有无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12] 从道德立法必要性的三条标准来看，孝道应该立法。孝道对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解决我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历史和现实依据，至于因无孝道而发生的家庭赡养问题那就更多了。孝道立法与自然亲情和人伦并不矛盾，它作为人们孝道道德约束的补充，反而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孝道，提倡和体现自然亲情和人伦。而现在孝道法制保障的缺失使得孝道成为纯道德的事和个人的事。在舆论力量衰弱的今天整个社会孝道意识越来越淡漠了，可以说孝道法制保障的缺失是孝道失范原因之一。

以上五个方面是孝道失范的几个主要原因，它们对孝道的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构成了孝道的社会生态场域，共同造成孝道失范。孝道运行的社会生态场域的解构势必使孝道难以建构起来。认识到造成孝道失范的社会生态场域对孝道的重建有一定价值，可以为孝道重建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1]曹方林，郑家治.孝道——中国传统美德的根本[J].文史杂志2008（1）.

[2][9]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谢子元.论孝道创新与新孝道建设[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4]王小丽，秦启文.新孝道观的研究综述——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孝道[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7（10）.

[5]王世德.弘扬传统孝道精华建设现代孝道文化[J].文史杂志，2008（5）.

[6]李桂梅，刘彩玲.试论五四时期思想家对封建孝道的批判[J].伦理学研究，2004（5）.

[7]李桂梅.现代家庭伦理精神建构的思考——兼论自由与责任[J].道德与文明，2004（2）.

[8][1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马尽举.关于孝文化批判的再思考[J].伦理学研究，2003（6）.

[12]程秀波.道德的法律强制探析[J]. 伦理学研究，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