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流变及批判

摘要：马基雅维里、卡尔、摩根索是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国际伦理观不尽相同。马基雅维里比较极端，卡尔更加温和，摩根索相对复杂。但是在他们的国际伦理观中的确有许多相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观念构成了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核心成分。首先，在人性观上，认为人性本恶。其次，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认为道德是权力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普世道德。第三，在道德的效用上坚持结果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应该说，怀疑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伦理观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怀疑主义的国际伦理观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思想上的明显保守性，二是实践中的不完全可行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伦理观  怀疑主义

在最通俗的意义上,伦理学是探究道德上的是非善恶以及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学科。伦理思考一般而言主要关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而不是我们实际上怎样做。相应地,国际关系伦理思考的一般目的也是探究国际关系的各种行为体应该如何对待其他行为体。所谓国际关系伦理,西方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是“国际伦理”(international ethics) 这一术语。这一术语的定义虽不甚清晰,但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universal ethics) 的含义相近,在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已不限于国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其二,在较狭窄的意义上,国际伦理主要指“国家间伦理”,即国际关系伦理(有时又曰国际政治伦理) ,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有鉴于此,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将“国际伦理”一词理解为“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 尽管后者确实也属于国际伦理的讨论范围。此外还有许多人采用诸如“伦理(道德) 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事务、外交) ”等表述方式来指称“国际伦理”的后一种含义。[1]众所周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特征大相径庭。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看，可以说，国际社会是个最需要伦理规范的地方，但又是最难实现公平正义的地方。那么，探究国际伦理问题究竟有没有意义? 在国际政治中到底有没有伦理道德的位置? 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指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般道德原则是否同样适用于国家间关系?总而言之,国家间伦理(国际伦理) 乃至超国家的全球伦理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可能?##end##

    对这些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出了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回答。自由主义者，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对伦理之于国际关系的作用是确信不疑的。现实主义者，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对伦理之于国际关系的作用总体上持怀疑态度。现实主义是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迄今为止，现实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国际伦理思想比较丰富，是其一个核心议题。到了新现实主义，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出于科学化的需要，国际伦理议题已被抽象掉，这方面的论述不多。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是古典现实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伦理观集中体现了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拟首先分别评述这三个现实主义者的国际伦理观，然后进行比较、批判。

极端的国际伦理怀疑主义：马基雅维里与《君主论》

国际伦理怀疑主义源远流长。从思想传统看，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可谓是第一个集大成者。卡尔认为，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理论包含着三条基本原则，构成了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石。第一，历史是一系列因果关系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但不能像许多乌托邦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来。第二，理论不具有乌托邦主义者所设定的功能，理论不能创造实践，但实践可以创造理论。第三，政治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所想象的政治，政治不是由伦理决定的，而伦理则是由政治所决定的。马基雅维里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但也认为，没有有效的权威便没有有效的道德。道德是权力的产物。[2]

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学家、军事著作者、诗人和剧作家。在他的著作中，《君主论》是最小的一册，但是最有名。它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举世周知的名声（也包括恶名和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等称谓）。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献给统治者，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部书里，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此书一定会获得君主，特别是一位新君主的欢迎。因此我要把它献给朱利亚殿下。”[3]该书的观点是他“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他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4]

从《君主论》看，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往往趋于极端，带着某种片面性、夸张性，这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他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繁荣发达的历史年代，这一时期也是整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高潮阶段，法国、英国及西班牙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也日渐强大。而意大利尽管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国家，但是由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等原因，造成其经济发展的迟缓。在政治上，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并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五个强国，即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以及教皇直接控制下的以罗马为中心的世俗领地，此外还有若干个小国。各国之间本来就战乱频繁，而罗马教皇在意大利各小国之间又纵横捭阖，制造分裂，挑起战争，加之外部强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登堂入室、蚕食鲸吞，使整个意大利处于战争频繁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之中。那时，意大利的民众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自私、贪婪和丑恶，社会风气普遍堕落。当时忠诚和老实等于无用的代名词；武力和欺诈是成功的诀窍；挥霍与骄奢淫逸已经不足为奇；公开的图谋私利不再需要任何掩饰，成功即有理成为公式；残忍手段和谋杀行为变成政界的常策。[5]

其次，马基雅维里的极端思想还与其个人经历、主观经验和强烈的政治情感密切相关。马基雅维里在14年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践，为《君主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例证。他从三十岁开始先后出访近三十次，到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在出使访问中他深深体会到，弱国无外交，不能不加深他谋求富国强兵的愿望。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切萨雷·博尔贾于1499年开始征服罗马尼亚，继而占领伊莫拉、富而利等地，进而企图占领佛罗伦萨属地阿雷佐。马基雅维里出使，企图与博尔贾修好，以求返还占领地。他耳闻目睹博尔贾施展阴谋诡计，唾手掠取领土，暗杀敌人，假手法庭斩杀权臣，以及建立国民军取代雇佣军，如此等等。不仅由于博尔贾的“能力”，主要的是由于他努力创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使马基雅维里惊叹，认为找到了可以作为拯救意大利的统治者，最后成为《君主论》中一再奉扬的新君主典范。[6]

由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主观经验和强烈的政治情感，使得他形成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观。总结起来，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人性本恶论。他强调，“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7]他认为人性是恶劣的，是自私自利的。他明确指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8]他提醒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9]这是东西方学者经常摘引，用于指责马基雅维里的一句话，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人性本恶观。

第二，权力重于道德论。既然人性本恶，为了获取、维持权力，就要以恶治恶，而不能以善治恶。“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那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10]这是典型的道德结果主义论。

第三，综合运用人性和兽性论。对于政治实践，马基雅维里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贯守信的人们征服了。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君主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那些总是像狮子般行动，使用公开的暴力的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无需对它们守信。[11]这是强烈的道德实用主义观。

第四，道德伪装论。虽然，马基雅维里主张为了获得、维持权力，在道德上主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但他也并不主张采取赤裸裸的“非道德主义”。他说，无数事例证明：许多和约和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对于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所有的良好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些品质。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美德的说话，并且主要是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用、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12]这说明，马基雅维里还是认识到道德的社会作用的，一个完全不讲道德的人是不会被社会接受的。当然，他的这种道德伪装论是需要批判的。

可见，马基雅维里的伦理观的特点是极端、激进，对政治伦理持怀疑主义立场。虽然，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阐述的伦理观不是专门针对国际政治的，也包括国内政治，但人们都把他作为现实主义的先驱。因此，他的伦理观对以后的现实主义者的国际伦理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温和的国际伦理怀疑主义： 卡尔与《20年危机》

爱德华·卡尔是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卡尔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卡尔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局势，批判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在此书中，卡尔花了较大篇幅论述国际伦理问题，系统地阐明了现实主义的国际伦理观。

卡尔是在批判理想主义的国际伦理观中阐述现实主义的国际伦理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反思一战爆发的原因，思考如何避免国际关系再次发生这样的巨大灾难。分析的结果，人们认为非道德的欧洲均势战略和秘密外交传统是罪魁祸首。均势和秘密外交都是现实主义理念的体现。于是，一战后，现实主义开始衰落，理想主义开始盛行，典型标志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发表，典型的实践活动是国际联盟的创建。在伦理观上，理想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人性善的基本假定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着共同的道德基础，因此也就有了利益和谐的基础。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和谐的，道德的力量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存在普世道德。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利益冲突不一定非要导致争斗和战争。通过普世道德规范，通过根据这些规范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国际冲突不但可以和平解决，而且可以实现国际合作。

卡尔不同意理想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国际道德理论有两个流派。一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认为，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道德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二是乌托邦主义。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同样的道德原则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现实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对国家具有约束力。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国家与个人需要遵循同样的道德义务。[13]概括起来，卡尔在《20年危机》中阐述的国际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不存在普世道德。卡尔认为，乌托邦与现实的对立根植于对政治与伦理关系的不同认识。乌托邦主义者确立了号称独立于政治的伦理标准，力图使政治服从于这样的标准。现实主义者从逻辑上讲只接受事实这个唯一的标准，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价值标准都不会接受。现实主义者认为，乌托邦主义的绝对标准是受到社会秩序影响和主导的，所以只能是政治性标准。道德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存在普世道德。伦理必须从政治角度加以解释；在政治之外寻求伦理规范注定是徒劳的。[14]

其次，利益非和谐。卡尔认为，关于社会道德的理论总是主导社会群体创造出来的。主导群体将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它们有能力使整个社会接受自己的世界观，而被主导的群体和个人则被剥夺了这种能力。国际道德理论是主导国家或主导国家集团创造的，其原因和过程与国内社会是一样的。因为，道德是权力的产物。一个富足并享有特权的阶级，其成员在社会中有着主导的声音，自然而然地把社会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信奉利益和谐论。根据这种利益等同的逻辑，如果有人损害了这个主导群体的利益，就会斥骂为损害了所谓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他还会被告知，他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也就是损害了他自己的根本利益。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15]他认为，正义、和平、集体安全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存在利益和政治冲突，但国家之间、阶级之间、个人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是大家共同的普世性目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维持秩序方面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无论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的法律和秩序都是如此。但是，一旦人们要将这样的所谓绝对原则付诸具体的政治问题，这些原则就明显地成为掩饰既得利益的伪装。乌托邦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它未能实现乌托邦原则，而是它根本无法为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任何绝对和公允的原则。[16]

第三，国际道德的不充分性。首先，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之间存在差异。卡尔认为，国家以及其他团体人，是很难具有像爱、恨、妒忌以及其他一些在个人道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细腻情感。国家掌握政治权力；国家之上，不存在任何权威可以强制国家采取道德行为。而其他团体人则可以在国家的强制下采取道德行动。因此，必须承认国家在合理纠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有自助的权利。对于国家，人们之所以并不实施更高的道德标准，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往往不遵守道德行为，同时，也没有办法强制国家遵守道德规范。其次，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国家是它的成员。国家道德义务的概念正是与这种观点密切相关的。人们的言谈和在一定限度之内的行为，似乎确有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存在。这是世界社会存在的唯一理由。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世界共同体并不团结、紧密。这是因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原则在世界共同体中没有得到实施，实际上也很难实施这样的原则；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这是任何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在世界共同体中，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这是国际道德不充分性的深层原因。第三，道德实施需要舆论支持。卡尔认为，国际政治永远是权力政治，舆论是由地位和利益决定的。统治阶级和主导国家，或者说主导国家集团，不但可以制造有利于维护自己优势地位的舆论，而且可以依赖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17]这正好印证了“强权即公理”的说法。所以，国际道德并不充分，不能真正做到公正、合理。

    因此，从本质上说，卡尔的国际伦理观与马基雅维里的伦理观一脉相承，对国际伦理都持怀疑主义立场，都强调权力重于道德。但是，卡尔的国际伦理观比较温和、中性，不像马基雅维里的国际伦理观那么极端、激进。首先，他没有完全否认国际道德的存在及作用。他认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包括三类，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他强调，支配舆论的力量是一切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宣传都极力将自己包装起来，披上所谓的国际原则的外衣。这的确证明了一些国际共同理念是存在的。虽然这些理念相当有限，人们对它们的信仰可能也不是很强，但它们是有感召力的。这样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念。这些共同理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道德。[18]其次，他不像马基雅维里那样主张在政治实践中采取结果主义、实用主义的伦理态度。总之，卡尔的国际伦理观的功利主义色彩没有马基雅维里那么明显、浓厚。

复杂的国际伦理怀疑主义：摩根索与《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

汉斯·摩根索，是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大师，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被认为是使国际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化的社会科学门类的关键作品。该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六条原则。它们是：（1）政治受到客观法则的支配，客观法则植根于人性；（2）以权力定义利益；（3）以权力定义的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原则；（4）普世道德不能用来指导国家行为；（5）国家道德不等同于普世道德；（6）政治现实主义是独立的理论学派。从这六条原则看，国际伦理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构成了现实主义思想大厦的基石。总结起来，摩根索的国际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是人性观。现实主义的伦理观与理想主义的国际伦理观是相互对立的。摩根索认为，现代政治思想史就是对人、社会和政治的性质具有根本不同认识的两个学派抗争的历史。一个学派，即理想主义认为，源自普遍有效的抽象原则的理性和道德的政治秩序此时此地就能实现。该学派假定人性本善，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将社会秩序不能达到理性标准的原因归咎于缺乏知识和理解，社会制度过时，某些个人或团体道德败坏。该学派相信通过教育、改革和武力的偶然使用能修正这些不足。另一个学派，即现实主义认为，从理性的观点看，世界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人性内在力量的结果。改造世界，人们必须利用这些力量，而不是对着干。世界本来就是利益对立和冲突的，道德原则不能充分实现。至多是通过暂时的利益平衡和冲突的暂时解决达到近似于实现。该学派求助于历史先例而不是抽象原则，追求较小的恶而不是绝对的善。[19]摩根索认为，一切行为基于人性，人性利己，人性追逐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这是不可更改的基本社会事实，因此也是社会中的基本法则。

其次是国家利益观。摩根索将人性追逐权力的法则应用于国家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核心是国家的自我利益。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考虑，国家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只能以权力较量的方式加以解决。所以，争夺权力的斗争成为不可更改的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利益以权力定义之后，权力就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手段，而且也成为国家行为的目的。争取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道德，普世道德虽然存在，但不能适用于国家。抽象的、绝对的道德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意义的，国家利益就是国家道德的标准。因此，国家决策者不能以所谓的普世道德指导自己的行为。[20]

第三，世界舆论观。普世道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世界舆论作为支撑。世界舆论的意义在于，只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某种违反公德的政策或在国际上采取某种违背公意的行为，人类就会不分国籍起来反对。于是，那个国家的政府就会发觉自己处于世界舆论的谴责声。为了摆脱国际孤立境地，于是被迫改变政策行为。那么，事实上，这样的世界舆论是否存在？世界舆论对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否有限制性影响？摩根索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国政府由于世界舆论的自发反应而放弃对外政策的例子。导致人们误以为存在世界舆论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使全人类团结起来的某些共同信仰和向往，如和平、民主、自由、人权等，另一个是全世界在科技上的统一。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的不同，道德评判和政治评价的标准迥异，因此不存在统一的世界舆论。现代科技的发展尽管大大方便了国家之间的交往，但仍然消灭不了文化之间的鸿沟，因此也就不能汇合成一种世界舆论。摩根索认为，真正的舆论势必是按照各国政治哲学、道德和向往的形象所造成的各国舆论。不存在制约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世界舆论。当一个国家利用“世界舆论”或“人类良知”以便让其他国家相信它的对外政策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准则时，实际上它是把一个特定国家的道德观拔高到对全人类都有约束力的地位。[21]

因此，摩根索的国际伦理观与马基雅维里、卡尔的国际伦理观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都强调权力重于道德，认为道德是权力的产物。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摩根索国际伦理观的复杂性。首先，他在批评过高估计伦理对国际事务影响的同时，也反对过低估计伦理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其次，他不认为国际政治是完全邪恶的，承认国际伦理对国际政治行为是有一定约束作用的。[22]

结语：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学术思想及批判

从以上对马基雅维里、卡尔、摩根索三个国际伦理怀疑主义代表人物的国际伦理观的讨论看，他们的思想各有特色。比较而言，马基雅维里的国际伦理观最为极端、激进，可称之为“非道德主义”，即在道德上持结果主义、实用主义立场。而卡尔、摩根索的国际伦理观则比较温和。卡尔虽然严厉批判了乌托邦主义，但同时指出，自然科学和政治学的区别在于，政治学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乌托邦主义。理想与现实是政治学的两个方面，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良好的政治生活只能存在于理想与现实融合的环境之中。[23]理想主义者关注的是未来，以创造性的想象建构思维。现实主义者熟知的是过去，以因果关系的方式进行思考。所以，一切健康的人类行为和一切健康的人类思维，必须在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自由意志和客观决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乌托邦主义者将政治理论视为规范，政治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这样的规范。现实主义者则把政治理论当作政治实践活动的归纳梳理。[24]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事务中，政治家都意识到，需要使用道德原则对其利益进行包装。这本身就说明仅凭现实主义还是不足以成事的。现实主义认为，“应然”这个字眼是没有意义的，但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接受现实主义的这种观点。[25]摩根索强调以权力定义国家利益，但同时强调，谈论国际道德必须谨防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过高估计伦理学对国际政治学的影响，另一个极端是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动除了物质力量之外不再考虑其他东西，从而低估了伦理学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那种认为国际政治是完全邪恶的，在国际舞台上不能对追求权力进行道德限制的看法是错误的。道德的约束在各层次上起作用，效果各不相同。道德的限制作用在确立和平时期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方面最明显，也最有效。[26]

虽然，马基雅维里、卡尔和摩根索在国际伦理观上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在他们的国际伦理观中的确有许多相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观念构成了怀疑主义国际伦理观的核心成分。首先，在人性观上，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本恶。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将这种人性观应用于国家层面，就认为应该以权力定义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决策人应追求国家权力最大化。其次，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认为道德是权力的产物，强权即公理。国际关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谁强大，谁就代表国际公理。谁弱小，谁就要服从强权。世界上不存在普世道德。国家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而不是和谐的。解决冲突，实现和平，不能指望世界舆论，而要靠自助，靠权力，靠均势战略。第三，在道德的效用上坚持结果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现实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道德在国际事务中的制约作用，但是强调最大的成功就是成功本身，任何一个不成功的努力都是错误的。生存者最适合生存。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

怀疑主义国际伦理观是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辩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应该说，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伦理观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它在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如果说理想主义只思考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忽略了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实际是什么样子，是唯意志论者，坚信能够以激进的方式否定现实，并通过自己的意志行为，以自己的理想替代现实。那么，现实主义者只观察世界的过去和现在是什么样子并从中推断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去分析一个事先决定了的事物发展过程，他是无力改变这一过程的。完全的现实主义者无条件地接受事物的因果程序，使自己无力改变现实。所以，卡尔，认为，乌托邦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幼稚，而现实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贫瘠。[27]特赖齐克认为，马基雅维里学说中“令人厌恶的内容”不是“他主张的那些不道德的手段，而是他的国家没有内容。这样的国家只是为生存而生存而已”。[28]其次，它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不可行性。纯粹的现实主义关注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这在任何形式的国际社会都难以通行，所以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需要披上道德的外衣。现实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等的综合。一个仅仅是“政治人”的人恐怕是头野兽，因为他根本没有道德制约。一个仅仅是“道德人”的人恐怕是个傻瓜，因为他毫无深谋远虑。一个仅仅是“宗教人”的人恐怕是位圣徒，因为他根本没有七情六欲。[29]现实的国家也是综合的，不可能只追求权力，不可能只进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而不顾忌世界舆论。所以，纯粹的现实主义政策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总之，国际伦理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尽管它可能显得比较片面、极端、激进，甚至有点消极，但不失深刻。至今仍然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给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