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女性的哀怨与死别”

——读《北京法源寺》札记

在大陆版《北京法源寺》的封面上，作者李敖写下了这样四句话：

“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

具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人物为横剖；

男性的豪爽，侠义，决绝与悲壮；

女性的哀怨与死别。”

这部被作者自诩为“新千年伊始，本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小说，内容涵盖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已、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重要的主题，以强烈的思想表达取代情节的开展和场面的开拓，以议论和考据的手法进行写作，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身兼历史学家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李敖的最具“当行本色”的“名山之作”。2005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以后，《北京法源寺》走进了越来越多的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

读罢这部以清末戊戌变法为题材的小说，对作者提纲挈领的“纵线”和“横剖”不难了然于心，对作者笔下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和李十力等男性人物形象的“豪爽，侠义，决绝与悲壮”也不难感同身受。然而，全书之中只塑造了慈禧太后一个女性人物形象，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她还是一个“坏女人”，这与作为整部小说的题解的“女性的哀怨与死别”很难直接联系起来。我认为，应当分别从两个层面——艺术和思想——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end##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北京法源寺》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小说一脉相承。毋庸置疑，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的影响，但对李敖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梁启超。据《李敖回忆录》记载，“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这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纵观李敖的毕生创作，这笔青少年时代的“投资”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从谈史，到议政；从文学，到艺术；从哲学，到教育：梁启超的身影回荡在李敖的文字王国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在清末“小说界革命”的大潮中，梁启超有选择性地从域外小说中引进了政治小说这一类型，对当时的国内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梁氏本人也身体力行，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这部作品。与艺术上的推敲相比，政治小说更注重思想上的锤炼。借用梁氏评价清初学界的那句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恰好可以准确地概括政治小说的艺术特色。《新中国未来记》中随处可见大段的论辩和演说，很难觅得严格意义上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踪影。《北京法源寺》在艺术取向上与《新中国未来记》可谓异曲同工，整部作品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便是：第一，重议论，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作为线索而设置的，小说中的情节通常是以“史实”的形式出现，为发表“史论”提供背景支持的；第二，重考据，作者曾经“夫子自道”：“他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这样一部以考据为出发点、以议论为落脚点的小说，在艺术上自然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准。作为表象的艺术和作为内涵的思想在一部作品当中应该是通过保持必要的张力来达到和谐的，两者的和谐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相互混淆，甚至相互取代。不同层面上的要素应当被置放在不同的层面上予以考察。《北京法源寺》为了实现“强烈的思想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其本应具有的艺术价值。可是，自恃甚高的李敖却硬要为小说的艺术价值谋得在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这部小说的亮点在于思想而不是艺术，倘若非要在艺术层面上找出一“点”——并且只能是“特点”，而不是“亮点”——的话，“女性的哀怨与死别”或许最值得标榜。

苏曼殊在《小说丛话》中说：“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此乃小说家之格言，然亦小说家之公例也。”苏氏立论的依据自然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小说创作传统与晚清以降被译介到国内的域外小说。此后，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国小说也无不应验了苏氏的观点。然而，就在苏氏生活的同一时代中，却出现了打破这一“格言”与“公例”的特例——政治小说。小说主“情”，政治小说家所标榜的同样是“情”，但却是超越“个人之情”的“国家之情”。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任务决定的，也是并且只能是在新旧剧变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出现的。作为启蒙者的政治小说家批判性地秉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只不过所“载”的不再是“圣贤之道”，而是“强国之道”罢了。在诸如《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政治小说中，当然不会给“妇人”预留下合法的位置。当然了，这里的“法”是文法。弘扬“国家之情”，探求“强国之道”，更多地需要依靠“男性的豪爽，侠义，决绝与悲壮”，这是由“男性”这一群体多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所决定的。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妇人”在小说创作格局中的边缘化，甚至退出小说作品舞台，的确是“女性的哀怨与死别”。政治小说在20世纪初昙花一现，梁启超断然没有想到在20世纪末李敖会奏响一曲振聋发聩的回音。《北京法源寺》在艺术上再现了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风韵，不是简单的克隆，而是在模仿当中超越，因为作者早已把梁启超的文法内化于胸，把梁启超的风格灌注于自己的精气神之中。同样，《北京法源寺》也“驱逐”了“妇人”，仅留下一个“坏女人”——慈禧太后，而她的孤立存在是无法撑起苏曼殊所言的“格言”与“公例”中的“半边天”的。从艺术层面而言，“女性的哀怨与死别”正是《北京法源寺》的一大特点。我们之所以会对女性缺失的小说感到阻距，对“今生”的《北京法源寺》感到陌生，那是因为“前世”的政治小说早已淡出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哀怨与死别”固然令读者感到同情，但这也恰好反映出了“女性”这一群体所具有的气质，从这种气质中不难折射出她们在一部旨在“强烈的思想表达”的小说中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女性”在艺术层面上的“哀怨与死别”并不意味着在思想层面上她们会失去在《北京法源寺》中的一席之地。换句话说，“女性的哀怨与死别”是小说在艺术层面上的本质，但却是在思想层面上的表象。要想穿过历史的烟云，看清小说的本质，至少要从两个方面着眼：第一，具象的“女性”。既然慈禧太后作为小说中唯一设置的女性人物形象，她的存在便具有了极大的象征意义。无论是作为风烛残年的个人，还是作为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代表，她的出场本身就带有一种“哀怨”的格调。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她终将毫无选择地走向“死别”。首先是与她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死别”，然后是与她那生前生后所享有的荣华富贵的生活“死别”，最后甚至是与她作为人的“权力”和“生活”的“死别”——掘墓鞭尸的结局在最大的程度上升华了她作为具象的“女性”的象征意义。她以及她的王朝与历史在“哀怨”中“死别”。第二，抽象的“女性”。小说中虽然只有一个女性人物形象，但构成小说矛盾冲突的双方却都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即便是站在慈禧太后与清王朝的对立面的“男性”——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李十力等——在作为一个整体时也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的风貌。作为个人的“男性”，无不“豪爽，侠义，决绝与悲壮”，或许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构成一个集体时也能幻化成为一个在历史中顶天立地的“男性”。但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他们选择了维新变法的模式进行配置，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整体以一个“女性”的形式出现，以一双“柔性政治”之手去托起历史的重担时，固有的“哀怨”气质使得他们力不从心，并且最终走向了“死别”——既是与他们的战友“死别”，逝者长已矣，生者也很难再重新团结在一起；更是与他们的理想“死别”，轰轰列列的资产阶级革命迅速扭转了历史的潮头，他们或是坠入史册，或是流为谈资。

正是通过具象的与抽象的双重“女性”的“哀怨与死别”，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得以“强烈的思想表达”。“史实”之上，更有“史思”，作者的思考时而深沉，时而热烈，但贯穿始终，从未退却。作为一部在思想层面着力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走得太远；从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角度而言，《北京法源寺》走得太进。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在作品中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与协调。这是小说的不足之处，然而也未尝不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正是借助于“出土”这样一种政治小说的艺术形式，作者才得以在写作过程中更多地进行思想广度的拓展和思想深度的开掘。对于一部以议论和考据为基调的作品而言，对其文学性自然不能“吹毛求疵”。仅是“女性的哀怨与死别”就如此耐人寻味，便足以彰显李敖文笔的独特魅力。艺术上的得失应当总结，但思想上的充盈更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