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德之惑：市场逻辑的侵蚀
历史已经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与必然选择，我们也的确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成就。然而，市场经济的趋利天性与商业逻辑也必然将其内在缺陷与固有弱点一并带来并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重要子系统，高校也不可避免地深受商品交换与市场逻辑的影响与渗透，尤其是对担负立德树人重任的高校教师及其思想观念、利益结构、生活方式、职业操守与价值规范等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理论上，教育被赋予帮助学生认知生命之道、体悟修养之道、成就至善之境。教育的价值主张，用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现实中，我国大学却有偏离教育本真与逻辑的趋势，各大学校园内普遍弥漫着一股追名逐利、投机取巧和权钱交易的校园风气。当置身其中的大学教师失去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为教学而教学，教育责任与职业使命感不在的时候，也就是大学教师开始懈怠甚至自我贬低自身职业价值的时候。教育价值与大学精神也便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了侵蚀与消解，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无疑，教育价值的扭曲与大学精神的衰微，必然使我们的大学难以承载其在理论思想和道德精神上引导社会与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责任，也必然带来大学中道德高尚、学问一流之“大师”的极大生成阻碍，也成了大学师德建设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时代疑惑与现实困境。
（二）明德之惑：技术主义的倾轧
基于对人类物质生活改善及社会进步推手的巨大贡献，科学技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享有愈益崇高的地位。然当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成功地由“事实之域”推广延伸到“价值之域”，进而成为一种压倒性的终极评价标准时，科学便可被冠以“主义”之名，并开始由一般社会意识形式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大学由于承担着文化知识生产、科技成果研发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然而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在物质层面极大驱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但同时并没能带来人文精神的高涨。这种情况造成大学教育工作的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教育科学主义的独树一帜，并形成一种工具理性的独断逻辑与压倒性的思想倾向，也让大学逐渐背离了人文教育与人文关怀的目标。这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为一种时髦的显学，在大学里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精神的生存空间则遭到极大的挤压与削弱，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式微，其实质是见物不见人；另一方面，以科研中心主义为主要导向的办学指标考核及学科评估制度，导致近年来国内高校频频出现的本科教学危机，也同时导致师生为一味追求科研业绩而产生的教育诚信危机，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行为让高校师德问题广受社会批评。不知不觉间，大学教师教学的道德向度便发生了日趋弱化的变异，并呈现出一种显性化与普遍性的“道德空场”的态势，这直接带来教育学术腐败的愈演愈烈及大学创造力的不断萎缩。也正是因为大学精神式微与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才导致当今大学教师精神生活迷失和大学教育乏力的可怕后果。
（三）明德之惑：实利主义的冲击
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伦理传统中，师德伦理一直是作为历史悠久且超出教育学范畴的概念，《周易》有云：“蒙以养正”，就强调了“德”之于教育的重要性；“内圣外王”，即表明了惟有人格垂范的“内圣”之人，堪担“外王”德服天下之大任。古往今来，凡“大德”之师无不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之精神，以崇高的道德人格来自觉弘扬和践行德教之理想，遂使大学成为德高之地及厚学之域。然面对当代中国大学中肆意横行的科学主义独断景观，日趋严重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简称实利主义）的思维也开始登上大学舞台的中心，其突出表现与文化后果就直接作用并体现在校园主体之高校教师的身上，着让部分高校教师不断趋向并生成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及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这些实利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年轻教师在面对职业发展与个人选择时，过于凸显和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弱化甚至忽略社会价值与职业责任之倾向，自然也无法正确看待教学科研、职业晋升和现实生活中的短暂冲突与困惑，在价值行为的选择上相对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底线。甚至还有部分教师有极端功利化思想倾向，他们对大学的公益服务性工作漠不关心，不安工作现状，热衷第二职业，为教学而教学，敷衍应付学生。无疑，上述种种，必然对传统伦理的德性价值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也必然出现师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危机等诸多现代病症与师道之惑。正如清代陆世仪在《思编辑要》中所云，“今人明明地放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谓大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