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人”这一身份观念并非与生俱来。对第一批到达切萨皮克湾和马萨诸塞的移民来说，他们的身份是英国人。早期的殖民地社会与母国差异并不大，但在殖民地这样的新建社会中，来自社会关系网和传统价值观的规训相对较弱，母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可以发挥比在欧洲更大的影响力。较早到达美洲并对日后殖民地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群体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徒将新土地赋予了重要的宗教意义，将美洲看成了一个相对欧洲优越的宗教“新世界”。
清教徒是新教加尔文宗较为激进的信徒，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都有着严苛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甚至加尔文宗其他派别都没有正确地顺应上帝的意志，天主教就只能用“黑暗”来描述了，这些教派在欧洲的发展和壮大证明了欧洲对上帝的背离。但清教徒则不同，如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布道中曾说道：上帝选择了清教徒，上帝将新英格兰赐予他们，令其远离世界上的腐化和罪恶。因而清教徒应当努力将此地建成山巅之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表率。
美洲最吸引清教徒的特点是“纯洁”。欧洲的教会腐败，受到世俗事务的诱惑和干扰，但在未受异端思想污染的美洲可以建立真正符合清教严格标准的纯正、无污染的教会，令其成为坚强、可靠的“新巴别塔”（newe Babel）。在纯洁的教会中，人们可以安逸平静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灵魂将得到拯救，而无需像在旧世界一样堕落。在清教徒的世界里，美洲与欧洲成为了二元对立的土地，“旧世界”成为了他们建构出的宗教“他者”。这些宗教层面的想象，为日后的“美洲认同”奠定了话语基础。
美国革命期间，“爱国者”们与英国决裂、独立建国的目标要求殖民地人建构自己的国族认同。学者们指出，在建构“美国共同体”时，欧洲，尤其是英国成为了重要的“他者”。清教徒建构的“旧世界”负面形象因塑造“他者”形象的需要而被加深和放大。在当时美国人的认知中，欧洲形象可以概况为三大特点：宗教和道德的堕落、世俗政治的暴政、处置争端的野蛮。
在宗教上，殖民地人相对于欧洲的优越感是一以贯之的。在潘恩笔下，整个欧洲都是在宗教意义上有罪的，他在《人权》（Rights of Man）中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英国圣公会比作“教会与国家产生的杂种动物”，宗教本该引人向善，但这些机构却从未如此，而是将人们心中“怨恨和反宗教的情绪激发出来”。
在那时的美国人看来，欧洲的宗教被扭曲，欧洲人的道德水平也与美国人相距甚远。受清教的影响，美国国父一代大多以勤劳、节俭、禁欲为美德，并将其视为个人追求的道德目标。他们眼中的欧洲社会显然与自己的道德标准相违背。以外交官的身份出访欧洲后，杰斐逊对欧洲进行了近距离观察，欧洲的大城市让他看到了商业精英和市民们“奢靡”、“堕落”的生活。他写道，城市生活中充斥着“那些使旁观者眼花缭乱的排场……年轻人被不正常的爱情关系占据，年长者则被野心占据……代替夫妇之爱的是寻欢作乐，它们助长和激发所有一切恶劣的感情，在动荡和痛苦的岁月里，只提供一些瞬息即逝的狂喜。”“道德堕落”成为了美国人贴给欧洲的标签。法国大革命之初，虽然平等、自由等口号让美国人对其极富好感，但是驻法大使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对法国的观察却是，整个法国处于“道德崩盘”的状态，法国人的内心“已经堕落，与美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欧洲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斥着暴政。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他的《英语语法》（A 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前言中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描述可能代表了美国精英的普遍观点：“我们知道，英国人的政治和宗教正在歧途中游荡……欧洲拥有古老的愚昧、腐败和暴政——在那个地方法律颠倒黑白、道德放荡淫乱、学识不进反退、人性消亡泯灭。”“暴政”在美国革命时期的话语中是君主制和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也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的对立面。作为施行暴政之人，君主是“爱国者”们抨击的主要对象。潘恩在《常识》中用丰富的贬义词形容英王，国王是“邪恶的”、“残暴的”、“践踏了天性和良知”。在杰斐逊看来，欧洲的君主都是傻子，是被饲养的动物，既没有头脑，又没有体力。君主的“暴政”直接导致了欧洲民众处境凄凉，不仅财富被贵族攫取，还也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规划生活，毫无自由可言，“处于被奴役的附庸地位。”
欧洲在美国人心中的第三个负面形象是野蛮和崇尚暴力。与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相反，欧洲人习惯于用暴力解决争端。从小规模的暴力行径到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这些都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潘恩在《常识》中特别提到了欧洲的暴民（mob），这些人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治或经济利益，政府对待他们的手段也是以暴制暴。军队在全世界的暴行则更加突出。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国务卿之前曾在欧洲工作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变化和灾难。他这样描述革命者：“（他们）让人心失去自己的本性，不再可以称之为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他又向他的父亲这样描述当时欧洲：“欧洲被士兵而不是牧师蹂躏着。军事专制的阴影笼罩着它。让刺刀消失，耶稣才能没有危险。”
欧洲人崇尚暴力的“性格”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美国建国之初，国父一代在眺望大洋彼岸的“旧世界”时，看到的尽是国家间无尽的纷争和频发的战乱，用麦迪逊的话来说，欧洲是被“军事和暴力”统治的世界。华盛顿也断定“（欧洲的）和平不会长久”。
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叙述中，拥有以上这些特点的欧洲被称为“旧世界”，与“新世界”截然对立的。“旧世界”中充斥着衰亡和腐朽，而“新世界”则拥有纯洁与美德，是上帝的恩赐。革命时期的美国人通过这种方式刻意割断自己与欧洲人在身份认同上的联系，借此创造新的国族认同。通过对比，他们希望将这样一种观点传递给世人：美国人与欧洲人虽然有着共同的渊源，但是到此时，差异已远远多于共同点。
美国人通过多种形式强调自己与欧洲人的不同。诺亚·韦伯斯特用编纂字典的方式强调美国语言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了语言差异的背后是美国与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巨大反差。革命者对历史记忆的建构也在突出美国与欧洲的差异，在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美国革命不是殖民地的英国人对英国本土的反叛，而是与英国人有明显差异的美国人对英国暴政的抗争。他写道，与“旧世界”不同，“新世界”中人人平等，不存在贵族、国王、主教，也没有那些在母国存在的世袭权利和与生俱来的高人一等的荣誉。并且，“新世界”的人民更热爱和平，而非如欧洲人一样喜爱战争。19世纪早期的教科书也强调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差异，一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演讲辞、论文和诗歌被编入教科书中。文章告诉美国人：欧洲的特权阶层在行使特权时往往会损害普通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普通人在这种体制下也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社会风气因而堕落、腐败。学者的研究表明：“教科书中的美国人物和欧洲角色区别十分明显。美国的主人公因其美德而为人称颂，欧洲的主人公则被描绘成另外一种形象，他们是犯下恶行的军人；向权力谄媚的学者；为腐败的宫廷服务，纵容宫廷的罪恶，玷污了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的诗人。”
从美国革命到19世纪前半叶，“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差异被塑造成美国人的常识并且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不过，欧洲在美国人印象中的形象也并非如此简单。欧洲科学、艺术和人文知识对美国早期精英拥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国早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大多来自于从欧洲，尤其是从英国进口的书籍和刊物。19世纪的美国教育也受到欧洲的深刻影响。但是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表达对欧洲知识的崇尚可能是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在19世纪前半叶，科学和人文研究被认为是“无用的”、“非美国的”，欧洲式的教育也被认为是应当被抵制的。在教科书中，国父们熟读欧洲经典的事迹往往被刻意掩盖，而被塑造成一个自学成才、重视实践而非理论的英雄人物。
总的来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欧洲的道德和政治状况十分厌恶。虽然对待欧洲的不同面向，美国精英们的态度也不同，作为局外人，他们可能会在欧洲享受文艺和繁华。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