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旧世界”黑暗、堕落的原因有着一套系统的解释。它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欧洲，在这套解释的基础上，欧洲成为美国精英们引以为鉴、建构认同的“他者”。
美国精英在对欧洲现状进行解释时，经常用到几个相互之间界限模糊的概念：国民性、美德、品质和宗教道德。在他们看来，精神层面十分关键。
虽然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与留在欧洲的民众同根同源，但在美国精英看来，移民到达美洲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早期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曾这样追溯殖民地早期移民的历史：当第一批移民来到美洲时，“母国正被专制主义的热情包裹着”，不过移出英国的移民仍保留着传统的美德，这些优秀品质在欧洲消亡却在美洲这块纯洁的土地上被保留了下来。至于这些传统美德的具体内容，托马斯·杰斐逊将其解释为社会风气中的自由、平等、法治。独立战争时期的殖民地精英相信，在移民到达美洲后，欧洲旧大陆弥漫的专制和腐败的政治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美德，在那种环境下，欧洲的国家行为变得残暴，社会风气也因而腐朽堕落。到达美洲的移民们则未受此影响。加之新旧世界之间山高路远，又有大洋阻隔，美洲大陆上纯洁的环境和人民也都得到了保护，因而欧洲的歪风邪气没能传染美国。
此外，宗教也是美国未与欧洲一同堕落的原因之一。在独立战争时期，很多殖民地人相信，邪教和异端已经控制了欧洲。殖民地社会对欧洲政教关系的理解仍停留在其祖先移民美洲的那个年代，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英格兰的）主教是皇室和教会施行暴政的‘铁腕’”。殖民地人无法相信教会能将宗教与政治分离，而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教会往往又会跟腐败联系在一起。暴政被认为是宗教堕落带来的罪恶（sin）。与之对立的是自17世纪逐步建立起来的关于美洲政教关系的认知，美洲没有像欧洲一样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压迫。殖民地人坚信美洲是自由的避难所，肩负着拯救人类的重任。
相对于国民特质、美德、宗教等等，美国早期精英们似乎更看重政治上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传统美德在欧洲泯灭最根本的原因是欧洲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美德的堕落和宗教的黑暗都源于此。
在杰斐逊看来，在欧洲之所以有“绝大多数人民遭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迫” 的情况，君主专制制度便是罪魁祸首。杰斐逊认为，一方面，国王、贵族、教士“专门和人民大众的幸福作对”，不仅对民众巧取豪夺，还把臣民的思想带入愚昧和偏执。另一方面，君主和贵族操纵国家财政，借口“国家的荣耀”而征收高额赋税，公然侵犯国民的财产权。但国家的荣耀也就等同于国王和贵族的荣耀，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认为，专制政体迫使普通民众贡献财富、献出生命，但是国家收缴税款、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维护君主自己的利益，与臣民毫无关系。
欧洲的君主专制给欧洲的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在国父们看来是灾难性的影响。
政治上，美国精英们相信，由于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欧洲民众很难具备公民应有的特质。在欧洲也很难找到合适共和制生长的土壤。在得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古弗尼尔·莫里斯写道，他相信，法国的政治理论是反对人权的（rights of men）。“我们美国虽然为法国人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但是像所有的贵族社会一样，如果还真有点自由，也随着他们的国情消失了”，“他们想要一个美国式的宪法和政治体制，希望用总统取代国王，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没有美国式的公民群体去支撑这个制度。”因此，他认定法国大革命不可能成功。
经济上，民众的贫困也源于君主制专制。君主专制主义使得国家财富和平民劳动都成为了王室贵族实现其野心的工具，财富不会成为广大民众的福祉。潘恩指出，欧洲的君主制是一场“骗局”，“不过是诈取金钱的宫廷诡计”。为了支撑这场骗局，王公贵族们用专制和暴力驯服人民。“（国王们）在整个欧洲都采取一种同样的违背国民利益的政策，它们表面上争吵不休，但在掠夺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国王和贵族们为了满足自身骄奢淫逸的需求，需要设立苛捐杂税从平民手中夺取大量的财富，但这些王公贵族们却没有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一点贡献。杰斐逊也持类似的意见：欧洲君主可以用“荣耀”为借口将财富集中于少数贵族手中，使得即使拥有地产的民众也不得不忍受贫困的折磨。
欧洲社会教育的不公平也源于君主专制。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高等教育，并且教育权已经成为一种特权，与其他特权紧密结合、难以分离。一本19世纪初出版的小册子这样写道，“在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欧洲政府中，情况（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一部分拥有特权的人不仅垄断了国家的财富和荣誉，也垄断了知识。”这与注重实用性而非为上层服务的美国知识截然相反。在美国民众看来，欧洲的大学也是为贵族服务的，那里提供的是“无用”的知识，欧洲学者钻研的人文知识和纯自然科学研究被认为对普通民众用处不大，因而欧洲式的“学术”（scholarship）被看作是“非美国的”。教育上的不公平导致了知识水平的两级分化，进一步拉大了欧洲的阶级分化，滋养了罪恶，加快了堕落。
欧洲国家间暴力和战争不断也被认为是施行君主专制的结果。潘恩认为，“在所有国家里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骚乱，但是在君主政体下，因为欠缺平衡，骚乱最容易发生的。”与共和制下的领袖不同，欧洲的君主们性格骄横，喜爱掠夺，“他们不以和平为目的，不考虑人类的利益。”甚至君主与君主之间的私人矛盾也会引发战争。欧洲君主为了自身的抱负和爱恨发动战争，而欧洲的民众不能阻止政府的行为，甚至被迫献出自由。暴力的泛滥使欧洲社会也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的暴行让人变成了恶人和暴徒。人们从政府那里学来了野蛮的刑法，血腥让人心变恶。
这样一来，在美国精英眼中，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杰斐逊曾这样评论拿破仑时代英法之间的战争：“我们不相信波拿巴打仗仅仅是为了获得海上的自由，也不相信英国打仗仅仅是为了争取人类的自由。两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其他国家的政权、财富和资源据为己有。”很多国父认定，既然欧洲的政治充斥着强权和不道德，那么国家间必然冲突不断，欧洲也必然动荡不安。